范纯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之子,在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熏陶下,自小就胸怀大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人处世更具名士风范。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两度拜相,身居要职,与朋友交往,崇奉“君子之交淡如水”,凡事皆以民意为先、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私利恩怨,他自我总结道:“吾平生所学,得之中恕二字,一生用不尽。”纵观范纯仁的为官沉浮,大都处在北宋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但他从不搞小团体、小圈子,而是坚持正义,做到了朋而不党,友而不私,连司马光都自叹弗如,称“公直不如范纯仁”。
范纯仁虽有一肚子才学,但范氏家风规定父子不能同朝为官,恪守孝道的他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宋神宗即位后,求治心切,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他很赏识范纯仁的才华和人品,委任其为同知谏院兼修起居注。范纯仁以御史身份进谏,又随从皇帝出入,侍立君侧,尽管地位十分显耀,但他公忠体国,敢于直言,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得到皇帝赞许。这时,受到皇帝器重的王安石由江宁知府诏为翰林学士,他也很赏识范纯仁这个名门之后,两人有了一定交情,相处得很愉快。在范纯仁眼里,皇帝进用王安石,与士大夫相庆,这是明君所该做的,所以他“赞陛下行尧舜三代之政”。然而,这一切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改变。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求速致太平之效。随着新法推进,范纯仁看到的是欲速则不达的弊端,还有新党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甚至不择手段的现象。道不同不相为谋,范纯仁丝毫不顾及与王安石的私交,连续上奏弹劾。踌躇满志的神宗皇帝听不进一点异见,根本不予理睬。这时,王安石倒想拉拢范纯仁,提拔他为知制诰(皇帝秘书),却遭到范纯仁严词拒绝:“我的话能得用于先生,比我得份美差更好。”他不但不想傍王安石这棵大树,还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抨击。王安石恼羞成怒,请求皇帝将其贬谪外地,君主二人也好耳根清净一些。最终,范纯仁被贬出京城,在地方一干就是15年。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实权掌握在保守的皇太后手里,于是,起用保守派司马光为相。范纯仁的命运再现转折,因为他和司马光是儿女亲家。司马光上台后,火速在朝中安插自己的势力,想尽快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便向朝廷推举范纯仁为右谏议大夫,遭到改革派的坚决反对。鉴于与司马光的特殊关系,范纯仁也觉得这样做不妥,推辞不就,只答应回京给小皇帝当老师。
很快,司马光开始了对改革派的报复行动,凡是王安石支持的,他就反对,并在朝中对改革派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史称“元祐更化”。在这种政治大气候下,多数人选择明哲保身,与旧党撇清关系唯恐不及,然而,令司马光大跌眼镜的是,受他鼎力推荐才得以回京的亲家范纯仁,这时却站出来反对他。范纯仁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弊端丛生,但也有可取的地方,不能因人废言,而且新法已推行多年,不可骤然废止。有人开始规劝他说:“你被贬谪外地,被人压制多年,好不容易得到司马宰相的举荐回京,可千万别违拗人家的好意啊!”范纯仁义正词严地反问:“如果为了名利讨好司马宰相,那我当年还不如迎合王安石呢,岂不早就富贵了吗?”范纯仁与司马光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再次被朝廷冷落,1089年,被贬为颍昌府知府。
宋哲宗亲政后,司马光一派失势,哲宗诏范纯仁回京,再度拜相。范纯仁坚决反对朋党之争,以年届七旬之躯,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不顾家人跪地劝阻,上疏反对宰相章惇打击元祐党人。结果被判与旧宰吕大防同罪,贬谪永州。到了永州没多久,儿子范正平打听到,父亲的老友韩维因上书申辩曾与司马光有隙,而被免除处罚。劝父亲也摆出之前与司马光相争的历史,以求赦免。然而,范纯仁却不给自己机会,制止道:“与其有愧而生,不如无愧而死。”
范纯仁起起落落的一生中,光明磊落,真正做到了父亲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境界。他一生交游广泛,有同年、师生、世交、同僚等不同社交圈子,仅在他的诗集中就涉及两百余人,他却始终不党不私,持正公允,彰显了一代名士风范。 【版权声明】凡来源学习时报的内容,其版权均属学习时报所有。未经中央党校报刊社书面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不得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如需使用请点击后方“获取授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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