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战斗文化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军国主义日本之间，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抗战时期我们民族的战斗文化，既是全民族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也是坚决抗争、誓死不屈的;既是崇尚英雄、鄙夷汉奸的，也是一心抗战、服务打赢的。

　　1927年7月25日日本内阁大臣田中义一上奏日本天皇的《田中奏折》就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当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将这份日本的最高国家机密文件曝光时，日本人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中国人面前了。虽然与当时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弱，但四万万中国人用同一个声音喊出了“要生存、不要亡国”的口号。全国人民争先恐后地为抗战献智出力。当时上至高官显贵、学者教授，下至农夫工友、苦力挑夫，到处都有舍身救国的感人事迹。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共歼灭日军150多万。抗战，是全民族的伟大觉醒，是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是中国国家精神的新生。“为民族存亡而战”这个声音，不仅在当时穿越了省份、国界的地理界限，长久地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边，而且在今天，它也应该穿越时空的界限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的土地上，先后出现伪满洲国溥仪傀儡政权、华北伪政权、南京汪伪政权等。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要当英雄”“誓死不做卖国贼”却始终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识，涌现出了大批的抗战英雄，他们的事迹彪炳青史。比如，南苑激战，国民革命军守城官兵拼死抵抗，伤亡5000余人，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高级将领拼死力战壮烈牺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英雄更是不胜枚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而壮烈牺牲;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忍饥受冻战斗至死，当敌人剖开他的胃，里面全是树皮草根与棉絮。应该看到，英雄文化有其生长的沃土，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强权能阻止英雄文化的繁衍和传承。

　　“要服务战争，不要脱离实际”，一切文化要对抗战有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有哪一项文化活动或者文艺作品脱离了抗战这个大背景，那么，无论它本身多么的优秀，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化作品不断涌现，如文学作品《边区自卫军》《平汉工人破坏大队》《铜墙铁壁》等，音乐作品《八路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大刀进行曲》等，戏剧作品《保卫卢沟桥》《刘胡兰》等，这些作品无不蕴涵着爱国抗日、殊死抗日的战斗意志，激励着一批批抗日儿女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当时文艺工作者在农村进行演出，对群众的影响很大，有些青年农民看到表演中敌人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当场报名要参军抗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41年1月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在安徽涡阳县演出东北义勇军抗日题材的小戏《三江好》等，当唱到“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家乡……爹娘阿……”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最后大家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历史时期，固然抗日离不开文化，但文化同样也离不开抗日这个主题。拥护抗日、响应抗日、支援抗日、投身抗日的文化大潮，使四万万中国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重新团结和凝聚在一起，而这正是抗日的战斗文化的最高历史使命。

　　“要独立自主，不要任人摆布”，把抗日的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经过大革命失败、“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越发地认清了一个真理：枪杆子只有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才能为人民所用。抗战爆发之初，我们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大肆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统一政令军令，别有用心地提出红军改编后部队的管理教育直属蒋军行营等无理要求。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1937年8月1日，党中央和军委总部在一天之内发出三份文件：《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这三份文件都强调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在统一战线条件下，在红军改编后，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持，共产党员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动摇。正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建军原则，对“人民军队听谁指挥”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国民党的利诱、拉拢、威逼、蚕食等种种手段进行了有效防范，才把抗日的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了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