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习近平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自信

　　看待中国，如同看一幅精心创作的巨幅油画，不论整体还是局部，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升腾的气势和勃勃的生机。

　　1964年1月8日，戴高乐总统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法建交问题。戴高乐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这个事实摆在那里。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拥有开辟未来的一切手段。我们不清楚它需要多长时间来发展自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大国。法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好处没有?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什么报偿。我们同所有的人打交道，我们有盟国，我们保护联盟。采取承认中国这一具有转折性的步骤，说不定对我们的联盟也不无好处。

　　正是在戴高乐的主动推进下，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里第一个正式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戴高乐的远见在5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得到了验证。中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法国与中国缔造的亲密关系也大大提升了法国的世界影响力。

　　尼克松在其著作《领导者》一书中，专门记述了他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访问法国时与戴高乐有关中国的谈话。戴高乐奉劝尼克松说：“你现在承认中国要比将来中国强大起来而被迫承认它更好一些。”尼克松后来自己也承认，戴高乐与他的谈话对他后来推动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战略起了很大的作用。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如今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一方面中国复兴之路充满挑战，艰难困苦的复杂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另一方面中国人在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引领下，空前团结、气势如虹，表现出藐视一切困难与风险的战略定力。只要始终保持战胜困难的自信心，中国不畏惧任何挑战。而习近平在领航中国劈波斩浪的过程中所展示出的强大战略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复兴自信力的压舱石和定盘星。

　　中国的未来形态必然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塑造的，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取决于中国与世界能否良性互动。中国温柔敦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战略思维能力，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迎战一切风险时都能保持从容与淡定，这是中国跃升成为世界领袖型国家的最大资本。

　　习近平主政中国以来，内外治理均卓有成效，取得这些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始终保持着清醒而坚定的战略方向。“面对种种认识问题以及错误思潮和倾向，习近平总书记用鲜明的态度、果敢的决心、坚定的主张及时回答了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征程上中国将往何处走、怎么走等重大方向性问题，为执政开局解开了认知困扰、清除了思想障碍、廓清了治国管党思路、拓展了前进发展格局、奠定了再创辉煌的基础，更为打赢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赢得了先机、创造了条件。”应该说，战略学者对习近平高超战略能力的这种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他在制定中国复兴总体战略构想时，总是首先对中国的总体形势和重大风险进行慎重的评估。

　　习近平对于中国战略态势的总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和“三个重大危险”——即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从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被打断的危险。

　　习近平认为，中国从当前到2020年间是一个风险集中期。他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

　　具体而言，“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

　　“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

　　除了确定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局势的战略定位，习近平还将战略总判断建构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之上。

　　2012年12月9日，刚刚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把广东作为离京调研的第一站，他在当地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既要充分肯定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的态势，也要看到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牢牢把握主动权。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中国的外部形势要做到“五个充分估计”。他强调，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早在1992年，邓小平就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执政党内部的最大风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2016年1月，习近平对执政党内部存在的巨大风险和隐患说得更加直白——“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不但列举了被查处的腐败高官的名字——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他还列举了那些抱有政治野心、怀揣阴谋的腐败高官们的种种劣迹表现——有的政治野心不小，扬言“活着要进中南海，死了要入八宝山”;有的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有的明知在换届中组织没有安排他，仍派亲信到处游说拉票，搞非组织活动;有的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为实现个人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

　　要防控风险，就必须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并且有能力果断排除风险和隐患。习近平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问题意识”和“风险意识”，他甚至指出，“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他要求治国理政“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如何管控重大风险?习近平认为，首先是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

　　再就是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

　　还有就是做到“五个不让”，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对于腐败这个执政党的“心腹大患”，习近平多次借古警今，要求全党牢记“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奢糜之始，危亡之渐。”习近平用“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巨大危险。在2014年10月8日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引用中国经典哲学著作《道德经》中的名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立于不败。

　　正是立足于强烈忧患意识之上的总体战略判断，习近平实施了系统性的战略展开，逐渐形成了忧患意识强烈、问题导向明确、战略方向清晰的战略思想体系。

　　世界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的最后，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世界诸大国作出了这样的趋势性判断：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到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他据此认定，大国的地位首先是由其力量对比决定的，综合国力是大国地位的基础，舍此大国崛起无从谈起。

　　但保罗·肯尼迪又接着指出，大国力量对比并不是先天注定的，大国地位的变迁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领袖的领导智慧：用俾斯麦的话说，就是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行”。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

　　《大国的兴衰》出版发行近30年了，时间验证了保罗·肯尼迪的史家智慧。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今世界大国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之大，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曾经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苏联已经土崩瓦解;日本在“日本第一”的绵绵和歌中垂垂老去;欧盟分分合合，至今仍然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美国希望建立的“千年帝国梦”也没有持续多久，就已经步入“梦醒时分”，而中国则在危机中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步入连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

　　领导人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能力，不但关系到大国的兴衰，而且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大国崩溃、解体或者衰败是国家不再有能力维护自身生存的反映。这种能力可以称为国家生存的底线能力，也可称为战略能力。”中国战略学者程亚文在《大国战略力》一书中强调，“战略能力要保障的，就是使国家在非常状态下还能够正常运转，生存不受到根本威胁。”

　　正因为战略方向抉择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极为坚定和果决。习近平指出，“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

　　在不少信奉“历史终结论”的西方政治学者看来，既然“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么国家战略方向和战略道路的选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事关重大、几乎可以决定生死命运的重大问题。

　　战略方向的抉择，实际上就是道路选择。道路方向选择的失误，就意味着要犯颠覆性和全局性错误。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中国担任领导人，在道路和方向上绝不能犯颠覆性错误。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时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再一次谈及中国改革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颠覆性错误的最大表现就是动摇国本，在治国的基本制度选择上翻烧饼，瞎折腾。中国的先哲老子在几千年前就反复告诫执政者——“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就是说治理大国，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动，否则小鱼就全弄碎了。

　　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动”，那样做并不叫有魄力，相反还是不稳当的表现。

　　在习近平看来，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对此，习近平的态度非常坚决：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撰写的《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个“颠覆性错误”也是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他说，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够转化为制度。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30多年来，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沟沟坎坎四处皆有，狂风暴雨也不稀奇。每当遇到大风大浪，中国领导人和执政党总是能化危为机，乘风破浪不断开创新局面，书写出极不平凡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创造，以事实证明中国道路是正确的，中国的改革方向符合国情民意，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等在仔细研究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苏三个大国的兴衰变迁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处于危机之时，分别作出了不同的战略抉择，从而将美、中、苏引入到了不同的历史轨道，因而导致了三个国家后来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对比。

　　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当前，随着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诉求相互碰撞，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推进改革的敏感程度、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需要无比强大的战略定力。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不为各种干扰所迷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为主，该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守住，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不轻易摇摆，不轻易撒手，不轻易大幅度转向，就能保持中国这艘大船航道的基本稳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也避免被战略欺骗，从而导致战略自杀的悲剧。

　　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John Ross)在其新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中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强烈的信心，但他最担心的是中国被忽悠放弃自己的正确战略，酿成“国家自杀”的悲剧——“中国不可能被谋杀，只能被忽悠自杀”。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中国人，你要自信!》一文中指出：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要被西方一些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不要因一时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国家的言论而受到影响，更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置的各种陷阱”，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