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

　　2016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访谈时公开承认，对美国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善后工作毫无规划，致使卡扎菲倒台后北非和中东仍然一片混乱，这是其任期内“最大错误”。

　　两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再次调低了对2016年和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2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并调降了对多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预期。但IMF也表示，大型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6.5%，高于其此前预测的6.3%。

　　这两条新闻的播发，一方面，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陷入了长期焦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寄予厚望。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对世界局势作出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到了晚年，邓小平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道：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并没有按照“历史的终结”设计的那样步入和平和繁荣，反而迅即陷入了失序、战乱和积重难返的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全球范围的骚乱、停滞、衰退和安全感下降，本质上就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

　　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新兴力量走上前台为世界校正航向，提供智慧。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

　　1.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2.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习近平深知，中国在引领21世纪全球治理中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多次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他还反复强调，参与全球治理，要以我为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一基本构思，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向。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也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一个古老民族应有的贡献。

　　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七国集团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认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将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设计者。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诸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但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说是清晰有序的。

　　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既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形成合理国际秩序观的立论基础。2008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球治理机制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判断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和发展态势，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理论基础，便成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

　　环顾寰宇，冷战之后的近30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世界格局版图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变。

　　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解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种变化尤其需要关注，即：权力分布、安全威胁性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和复杂关系。

　　“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呈一超多强态势，现在这种基本格局虽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但美国在全球权力分布中的份额比之以前明显缩小，管理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不足。同时，世界上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却在群体崛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世界秩序取决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态势是合作，世界秩序的前景就会充满希望;反之则会出现动荡失序的局面。”秦亚青指出，全球化的演进，导致了经济疆界的消除，产生了真正的全球经济，每个经济体都是这个大经济的一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和危机都会影响到其他经济体和全球经济体系，重要经济体尤其如此。现在的相互依存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所以说，这种相互依存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也导致了高度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时代意识很强的政党，这个政党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敏锐捕捉到时代演进的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刘海霞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国际新秩序构建》一文中提出：时代主题反映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共同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判断历史趋势的基本依据。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由此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而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但一直延续了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基本判断。只有清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正确把握世界格局的变化，既看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又看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才能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国际秩序观。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世界权力格局被打破，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综合实力下降，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内敛、军事政策不断调整，其为盟国提供公共产品、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大大削弱，虽然仍可以被称为“一超”，但已经无法再执世界之牛耳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甚至认为，世界即将进入一个“零国集团”的时代。201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杨洁篪在墨西哥答记者问时也曾指出：“多极化进程不仅是指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包括亚非拉等地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性力量的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显著增强。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2014年10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的经济综述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七国集团”的GDP超越了原有的发达国家“七国集团”。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引发世界权力与责任的重新分配。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民主、市场和美国实力，支撑起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但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让西方世界对这三大支柱的信心开始动摇。虽然思想的风向可以瞬息万变，但重拾自信之路却可能很漫长。

　　这篇文章称，在作者的前半生，国际政治格局是由冷战决定的。柏林墙的倒塌终结了冷战时代，开启了另一个时代：全球化时代。如今，人们似乎正再次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去几年里，西方对支撑起冷战后世界的三大支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一旦支撑西方自信的这三大支柱同时发生动摇，全球秩序的重组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

　　对于这个世界格局剧变的历史关头，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干脆称之为历史的分水岭。

　　朱云汉说：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我把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称为“巨变时代”，这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坐标迅速消失的时代，也是我们视为当然的历史趋势出现转折的时代。

　　朱云汉指出，站在这个历史分水岭上，我们同时观察到历史趋势的四重反转，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出现与存续时间差别很大，而且彼此之间未必形成有机的联系，但这四重历史趋势之所以在今日同步式微与反转，或多或少都跟中国兴起有关。

　　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第三波民主”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

　　这四种历史趋势的呈现，被朱云汉等学者称为历史的反转。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领导人对这种历史趋势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到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明确宣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用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

　　习近平提出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纲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他对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也给国际格局新秩序的建立带来新的动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全球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国际社会不禁要问，一个强大了的中国对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能为世界做点什么?

　　换句话说，自从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宏大奋斗目标以来，“中国梦”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梦”将会对全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社会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在惊讶、赞叹之余，伴生的也有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崛起会不会重复上个世纪一些国家崛起的老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针对诸如此类的疑虑，习近平了然于胸。所到之处，他都以充满感情的语调向国际社会讲解中国故事和中国理念。

　　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开始了他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首次出访，第一站选在了俄罗斯。这是一次关于大国关系、时代潮流乃至世界梦想的出访。

　　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阐述了对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看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框架里。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张宏志认为：我们讲的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不是要回到汉唐盛世，不是要重温“万国来朝”的旧梦，而是要使中国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天下”，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视角。中国人讲爱国主义，同时具有国际视野和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天下胸怀。“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

　　在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座中国石碑。这是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所立，1911年被发现。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吴江浩说，这座碑叫“布施碑”，上面的三种文字分别用不同语言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崇，也详细地列出了布施的内容。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说，不同于西方殖民者发现、奴役和侵略式的远航，郑和的远航，一是宣示中国对外要交流，二是赏赐，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铜钱，送给当地人。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提到，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种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这样的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亚太梦想”概念，引发与会国家领导人的共鸣。

　　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出与此类似的理念。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及欧洲、北美各大洲，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价值追求：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

　　在欧洲，他说，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在非洲，他说，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非洲人民正致力于实现联合自强、发展振兴的非洲梦。中非人民要加强团结合作、加强相互支持和帮助，努力实现我们各自的梦想，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拉美，他说，中国梦和拉美梦息息相通。中拉双方要勇于追梦、共同圆梦。

　　从中国梦到世界梦，“和平共赢”是习近平外交理念的核心。

　　而最能代表“中国梦”与“世界梦”关系的表述，莫过于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的“新醒狮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如果说美好的世界梦代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话，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是不会自动走到人们身边来的。换句话说，再美好的蓝图也必须依仗于艰辛的奋斗。这个奋斗就是新的全球治理实践。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以来，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的论述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最为集中反映习近平全球治理体系思想框架的，是2015年10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主持这次学习时强调，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习近平认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他随之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其意义至关重要。

　　对该专题进行讲解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认为，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

　　很显然，中国在这种重大场合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当今严重的全球治理失灵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毅分析指出，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战后美国“霸权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其主导的治理体系及制度暴露出种种弊端：治理领域严重失衡，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这些弊端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出现世界秩序失调的状态。在实践中，全球治理言易行难，“雷声大、雨点小”。

　　改革和创新旧的国际秩序之所以如此艰难，一个根本原因是国际规则背后的原则理念始终因循守旧，没有反映世界的现实情况。只有首先实现理念上的创新，才能够真正建立适应全球治理的新体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时代，需要融合各种文明的有益治理思想，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秦亚青等中国外交学者们由此提出以下三个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义(plural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实践参与(participation)。多元治理模式与霸权治理或是垄断治理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必须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伙伴关系是对全球范畴内行为体关系的一种再定位，认为包括国家在内的世界行为体不应当是现实主义世界的敌对关系，也不完全是自由主义描述的那种仅仅为利益展开合作或是竞争的利益攸关方，它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认同的关系;实践参与是指世界各国和各民族能够平等积极、心甘情愿地参与治理互动的实践。

　　习近平用最通俗但却充满哲理的语言概括了这些理念，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

　　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习近平强调的这种“通力合作”“商量着办”，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显然大异其趣。

　　“中国一贯秉持的以和为贵、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正在世界范围内复兴，荡涤着利己、功利的价值取向，弥合着对抗、冲突造成的鸿沟，这就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值得仔细研读的原因”，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说。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对于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共享为取向，不排他”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自身的全球治理理念，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与实践，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智慧，也饱含着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心血，必将有力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