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生态问题是很大的政治

　　中国共产党这个红色政党，正前所未有地强调其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发展目标。

　　2015年3月初，新华社播发长达6000字的通讯《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其中写道：“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

　　这一年年末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在艰难博弈后终于诞生。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声音和中国动力不可或缺。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也承担了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鉴往知来，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这样说。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自中共十六大以来逐渐强化，前者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单篇论述，被提升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后者则被明确写入“十三五”规划并独立成篇。有人评价说，这是问题倒逼出来的答案，也是中国发展理念革故鼎新的缩影。

　　确实，到了2015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新发展理念被鲜明提出，中国的发展格局已经被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改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对于“绿色发展”的期许，常常以如此温情的表述打动人心，而其背后是生态危机带来的严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更是习近平面对历史时空和民族命运时沉甸甸的担当。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这段话，是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说的。

　　那是他接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选在曾经“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起始之地广东，旨在宣示中共“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这段话在当时的报道中并未被公开，直到2015年初才出现在新华社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通讯稿中。回溯广东之行，习近平谈到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其中生态止损、绿色发展的内涵显然恰在其中。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主题正是生态文明建设。他在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明确而强硬的要求，比如“生态红线”，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等。他还要求，“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句话，他在参加2016年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又再次重申。

　　有学者评价说，习近平把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表现出高度清醒和深谋远虑，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清醒，这样的深刻表达，是因为习近平面对着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一个对于统筹协调要求极高的中国——东部一些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环境质量出现好转态势，但中西部很大程度上仍在复制东部过去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分析说，从项目环评审批情况看，中西部地区重化工项目投资持续攀升，“十二五”以来，重化工项目中西部投资占全国的80%。“如果统筹处理不好，西部有可能重复东部一些地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的状况。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和‘水塔’，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监管能力弱，一旦出问题，将会是灾难性的。”

　　在习近平对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有学者解读说，这句话的内涵在于，习近平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讨论生态文明问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视角思考生态自然、经济和人类关系的观点，内涵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方法论思想。

　　事实上，除了强调这句话的人类普适性，还应更多关注其流露出的那种紧迫感、危机感。尽管改革进入深水区，但一个被权威媒体反复阐释的论断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文明的复兴，而生态绝对不能成为复兴之路上一块令人尴尬的短板、一个可能发生颠覆的陷阱。

　　可作参照的是，习近平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写道：“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因此，“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可以视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核心执政理念——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华文明复兴重振，生态文明在其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任何施政谋划，任何治理布局，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再进一步，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对于这句话，媒体用“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这句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基于深沉使命感的政治担当——历史的三峡尚未走完，逆水行舟的艰辛航程，需要执政党面对挑战，扛起纤绳。

　　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就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首次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党章，成为执政党的政治纲领。

　　从执政的角度看，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向国际潮流妥协的姿态，还是受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压力驱动的被动举措，又或者是回应公众呼声的权宜之计?

　　在2013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指出：“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这是一个深谙中国现实逻辑的政治家对于生态文明的基本判断。

　　什么是政治?习近平的定义是：“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这位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从严治党“第一枪”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深知“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与更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并列的，就是“更优美的环境”。

　　“更优美的环境”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说明了它是人心所向，关系着执政之基是否扎实稳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另一面令人心痛的事实则是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

　　2016年8月上旬，新华社及其旗下多家报刊集中报道了渤海生态危机。这片最近处距离首都北京不到150公里、嵌入中国北方四个省市的半封闭内海，因近海海域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可持续利用功能严重减退，近乎成为“死海”。

　　据新华社旗下《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每年排入渤海的污染物达70多万吨，占全国入海污染物总量的47.7%。同时，这片海域被过度开发，在长约485公里的河北海域大陆海岸线中，经过农渔业、港口航运、工业与城镇等开发，截至2012年，未利用岸线仅剩不到3公里。

　　渤海的大型鱼类资源被破坏殆尽，小型鱼类资源严重衰退，年产量仅为1000吨至3000吨，而历史最高为30000吨，相差10倍以上。在龙口造纸厂临近海域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葫芦岛锌厂临近海域5万平方米的范围已没有水体生物，成了海底沙漠。

　　海中渔汛不来，岸边瓜果难种，个别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买水度日，甚至集体染病。《瞭望》新闻周刊刊文写道：“从1996年制定《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算起，我国着手治理渤海污染已有二十年时间，但这二十年正是渤海污染程度持续加重的二十年。法律法规不断增多，‘国家级行动’持续开展，但为何依然治不住渤海污染?”

　　离北京最近的海，用它死气沉沉的黑色水体，折射着中国面临的环保危局。

　　2015年，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刚过五分之一，78.4%的城市仍然超标，有45个城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超标一倍以上。这一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

　　国务院的报告说，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除了生态环境污染，环境危机更以灾难性事件这样暴烈的方式让人猝不及防。造成165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8亿元的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在2015年夏天让很多在大都市生活的人惊觉，与“城市炸弹”的距离并不遥远。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分析说：我国化工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布局总体呈现近水靠城的分布特征，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10%的企业距离人口集中居住区不足1公里，保障饮用水安全压力巨大。

　　中国环境已进入高风险期，环境事故呈高发频发态势，守住环境安全底线是利剑高悬、重过千钧——这位环境工程专业出身、曾参与处理过松花江水体污染等环保事件的官员这样判断。

　　生态文明意味着安全，如何让民众免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的恐惧，这就是“很大的政治”。

　　在“雾霾”首次被全体中国人痛切感受的2013年，自东北到北京再到上海，甚至直到三亚，席卷全中国的微细颗粒物超标空气，在让人们恐慌憋闷的同时，也有一些媒体人士发出评论：雾霾帮助中国人实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公平”，无论高官巨贾、升斗小民，人人同此呼吸。

　　对于“公平”，习近平的看法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2013年5月2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他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他要求执政党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于空气质量密切关注，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关注，这在世界上都不多见。

　　2014年3月5日至7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分别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广东代表团和贵州代表团审议，他连续三天提到PM2.5。

　　2014年11月10日在APEC欢迎宴会上致辞时，他毫不讳言为了这场盛会在空气质量上所做的努力：“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感慨“人努力天帮忙”，并且直言“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希望通过努力将APEC蓝保持下去。

　　2015年3月再次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特别提问：“空气质量优良的能占多少?”有人插话说“有时候是靠天吃饭”，他则接话：“不能只靠借东风啊!事在人为。”

　　正像有人总结的，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

　　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在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中权重不断凸显，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而由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在中共十八大第四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回答《大公报》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呈现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复合性，“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都出现了”。

　　《大公报》报道说，2005年以来，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达到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2010年同期增长120%，特别是重金属和危险化学品突发环境事件呈高发态势。

　　2013年的一份舆情报告称，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着年均29%的增速;“十一五”期间，环境诉求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访民”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的新类型。特别是2012年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等一系列轰动社会和网络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相继发生，中国社会进入“环境敏感期”。

　　由此带来的警民冲突、暴力对抗，使环保纠纷成为继征地、拆迁矛盾之后又一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

　　有媒体分析说，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分界线，此前的环保群体性事件，从行动爆发的时间上看，属于“事后救济型”，即权益已受侵害后的维权;而此后的则多是“事先预防型”，针对尚未上马的项目，“可能的风险”已足以动员起一场风暴。

　　还有专家总结：以前环保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抗争—赔偿”模式，而如今“环境保护”成为相对宽泛的诉求，民众要求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并且拒绝救济性的物质赔偿。

　　进一步的分析认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在酝酿形成过程中，表面上看指向的是当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但实际上，环境权益只是其中一个显诉求，决策参与权得不到保障、诉求表达渠道受阻等众多隐诉求成为网民发起抗议的重要动机。网民在讨论、炒作这类事件的时候，指向的多元更加明显，社会分配不公、权利保障不足、官员腐败等问题成为网民情绪发泄的立足点。

　　如一些学者所言，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最近的宣泄口”，环保最终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政府在化解环境抗议事件时不能单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而是应该从决策民主、利益补偿等多个维度进行考量。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说环境保护是“很大的政治”，内涵极其深刻。他并非单方面强调环保的重要意义，而是对执政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有着清醒认识——生态文明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又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一个利益交叉点，有可能引发诸多隐性问题，而在纠缠的“绳结”中找到拆解之法，无疑将为中国可持续发展难题的破解找到思路。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经典比喻，用于形容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强的警示意味。而在新华社的述评稿件中，这个比喻已被扩展到描述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如水，发展似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