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大手笔布局，多个增长极支撑经济雄起

　　2012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连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一份预测报告，列出了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最靠前的75个城市，其中有29个中国城市赫然在列，数量之多全球遥遥领先。第二位是美国，只有13个城市。欧洲有3个城市入选，而2010年位居世界第一大经济城市的日本东京，到2025年可能只能列第10位。

　　报告指出，到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20个城市中，中国有可能占据13席。当然，这一让人鼓舞的排名能否顺利实现，有赖于中国领导人是否能拿出富有远见的战略谋划。

　　善治国者，必擅长谋势;决胜负者，必长于布局。中国经济要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支撑起较长时间稳定增长的布局架构。习近平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着眼未来30年的经济走势，连续推出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为重点的系列发展战略，描绘出中国新阶段的增长布局。这一战略布局，将成为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有力支撑。

　　中国幅员辽阔，比日本、韩国和西欧加起来还大得多，要想实现所有地区同步起飞，几乎是天方夜谭。引领中国经济整体崛起必须有抓手，这个抓手被智库学者称为“增长极”。

　　早在2011年，中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向中央进言，建议培育全国性的增长极，即承载的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上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增长极。这些增长极的布局，要在国家层面上统一考虑，充分考虑资源要素承载力，以及财税、社保、人口就业等方面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要素流动的影响，顺应市场的引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全国性的增长极着力点又在于城市群增长极。“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习近平曾经在中国的河北省正定县担任过县委书记，后来又在福建省的宁德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在福建、浙江主政8年之后，习近平担任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市委书记，而后到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从基层县域干起，一级不落晋升至中国政治舞台的最高层，这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堪称绝无仅有。所以，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版图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

　　重绘中国经济版图，以增长极为抓手，推进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大国实现均衡发展，成为习近平擘画中国经济布局的主旨。

　　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部署，2014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2015年一开年，三大战略顶层设计规划次第出台，开始全面破题，以交通基建为先行，实际操作层面的推进也开始提速，政策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表示，三大战略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涉及范围、出发点也不尽一样。“一带一路”旨在适应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强调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中国对外开放的4.0版本。长江经济带着眼于中国东中西部合作关系。京津冀协同发展则为了解决三地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促进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同时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

　　东临渤海，西抵太行，北起燕山，南至漳河，京津冀21.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正在发生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

　　2014年2月25日是个值得历史铭记的日子。这天，习近平视察了北京市，他走进胡同里，与老街坊促膝谈天;他来到北京市规划博物馆，面对着“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久久沉思;他又来到自来水厂和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仔细询问这座聚集了2000多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用水和交通状况，随后他听取了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在总结讲话将三地协同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位置。由此，以北京启动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开端，三省市各就各位，向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迅速前行，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直言北京“大城市病”的治疗已刻不容缓，“让人揪心”。

　　从人口看，至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达2151.6万人，人口无序增长导致城市不堪重负;从交通看，2014年北京机动车已达到559万辆，工作日拥堵持续时间接近2小时，人均通勤时间居全国首位;从资源能源看，北京2014年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很多能源均需外部供应;从环境看，空气质量远未达到国家新标准，垃圾处理、水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大城市病，在天津也同样存在。截止到2014年，天津市总人口已达1517万人，同时也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年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仅有160立方米。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管理、环境建设等领域，天津也遇到和北京相同的发展空间难题。

　　北京市规划委主任黄艳回忆，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曾提出，北京、天津这两个直辖市太“胖”了，周边的其他城市太“瘦”了。确实，体量大、实力强是北京的特点和优势，但快速发展中又产生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破解首都发展难题必须从京津冀的战略空间来考量，走协同发展道路。

　　他还特别强调，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疏解，破局，打通，协同。习近平指出的这些关键词，犹如醍醐灌顶，让三地的规划者一下子看到了另外一片“海阔天空”。

　　首都聚集着大量的优质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北京的，更是属于全国的。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好这些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全国、服务周边的发展，实现区域良性互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束缚，携起手来的京津冀，未来将是什么样子?

　　已经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这片广袤土地勾勒出一幅盛世新图：这个新的增长极将是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中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

　　有专家预测，到2025年，京津冀或将超越粤港澳，成为中国第二大经济核心群，天津也会超过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

　　重庆市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如果没有家门口这条长江，偏居大巴山深处的重庆，将是经济发展的困难地区。

　　但重庆准确把握住了长江这条水道带来的天赐良机，奋力加快水运发展，长江上游航运中心雏形已初步显现。重庆果园港是国家级铁路、公路、水路多式联运综合交通枢纽，也是重庆规划布局的现代化港口群中的主枢纽港，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万吨，目前已建成16个5000吨级泊位。

　　2016年1月4日，习近平国内开年的首站考察选择了重庆。当天下午，习近平即来到重庆果园港考察，听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铁路公路水路联运等情况介绍，察看正在作业的集装箱船。听说渝新欧国际铁路沿线国家实现一次报关查验、全线放行，他赞赏“挺好”。看到港口设施齐备，已初具规模，他说：“这里大有希望。”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被称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龙头当然就是上海了。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的提出，重庆俨然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2014年重庆市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9%，2015年全市生产总值则比上年增长11%，这样的增长速度在全国堪称一枝独秀，遥遥领先。

　　习近平为重庆的崛起而欣慰，当然他更牵挂整个长江经济带大布局的未来。

　　长江流域目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为完整的流域。长江经济带涉及人口和产值均超过中国的40%。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讲话中明确指出，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

　　习近平强调，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

　　与过去强调长江大开发不同，习近平将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沿江省市和国家相关部门要在思想认识上形成一条心，在实际行动中形成一盘棋。”各地紧跟中央战略部署，目前已经将“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作为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习近平强调对长江的生态保护，正是基于对长江生态形势的深深忧思。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众多工业、生活废水直接排入长江。新华社引用相关权威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早在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显示，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中，有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几乎相当于一条黄河的水量。

　　很显然，长江流域不是开发不足，而是开发过度，开发无序。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的谆谆告诫，充分彰显了他一贯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执政理念。

　　2015年，长江经济带上的重庆、贵州、江西的GDP增速均超过9%，湖北、云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则都在8%以上，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经济带已成为中国经济振兴的头号主力。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前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中国的50%。

　　中国设立自贸试验区，当然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扩大经济开放度。但在习近平的经济战略里，设立自贸区更大的考虑是推进经济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和方式。

　　将改革放在第一位，将制度创新放在第一位，通过开放促进改革，这正是习近平的一贯主张。

　　习近平在2014年3月5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进一步提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只要看准的事马上就干，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风格。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意味着中国自贸区建设跃上新台阶，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的改革试点正在稳步推进。有分析指出，从2016年3月起，经过一段时间筛选，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也已经初步浮出水面，数量更多的自贸区将落子中国内陆地区。也就是说，自贸区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中国已经是开放型贸易大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中国与美国相比，还远远谈不上开放型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短板就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称，中国虽已成为货物贸易大国，但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2013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中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但也是世界第一服务贸易逆差大国，2013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1184.6亿美元。中国服务出口结构也不够优化，金融、保险等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比还比较低。

　　在服务型贸易中，中国短板中的最短板是金融保险业。没有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美国的金融霸权将无从谈起。而中国的短板也恰恰在此。金融业要发展，就必须开放，而开放如何趋利避害，又取决于政府和专业部门的监管能力。

　　习近平2014年在中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已经着重点了这道题。习近平说，加快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要做点压力测试，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通过自贸区试点战略，实现中国金融整体创新，提升中国政府和专业部门的金融监管能力，这是习近平为中国金融业态创新布下的一步先手棋。

　　2015年4月2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表示，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都服务于国家战略，因定位不同，在金融创新方面将各有侧重。广东自贸区将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推动人民币作为自贸试验区与港澳地区及国外跨境大额贸易和投资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福建自贸区将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研究探索允许台资金融机构设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台资持股比例可达50%以上。天津自贸区将开展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鼓励在人民币跨境使用方面先行先试。上海自贸区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守住金融创新的边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增进实业实力，改善经济布局和版图，稳步实现中国金融业的崛起，让人民币成为全球欢迎的货币，这是中国迈入世界第一号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受挤压地位的唯一路径，也是“习近平经济学”的重点着墨之所在。

　　对此，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陈雨露教授认为：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特定禀赋的良好结合，是从理论的有效性到实践的有效性的关键连接点。在确定政府与市场有效边界过程中，既要考虑制度选择和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基本规律，又要结合特定国家在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文化特质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具体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效率性和稳定性相统一的大金融制度框架。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凌晨1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决议已于2016年10月1日生效。人民币历史性成为首个被纳入SDR的新兴市场货币。IMF称，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为10.92%，美元在SDR的权重为41.73%，欧元在SDR的权重为30.93%，日元为8.33%，英镑为8.09%。

　　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表示，中方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加快推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这只是在习近平领导下，人民币在国际上走强的一个开端，更精彩的情节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