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图像史学的实与虚

　　中国古代在进行历史记录和开展学术研究时，时人便提出图像的重要性，甚至提倡图文并驾齐驱、不可偏废其一，如南宋郑樵在其著作《通志》中提到，“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古代的学者治学“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然而，在有着浓郁政治色彩的古代历史记载中，所谓“左图右书”(或称“左图右史”)并未成为主流，而文字资料仍然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当前，在历史学和艺术学的交叉领域，兴起一种被称作“图像史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并且日渐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助推着历史学研究。

　　何为图像史学。笔者认为，图像史学是指借助图像史料(主要是古代绘画、近现代照片)文献相结合，以达到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以图思史的目的，是“新史学”范畴内的一种历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图像史学关注的重心不是图像表层而是图像深层，即图像史学并不关注图像的构图和技法，而是关注图像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

　　图像史学有别于图像学和形象史学。图像学是兴起于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阿比·瓦尔堡将图像学应用于艺术史研究中，提出发掘图像背后的“情念形式”，奠定了图像学的基础。其后，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完善并被广泛应用，如美国学者欧文·潘诺夫斯基的三层分析法，即对图像的“自然意义”“常规意义”“本质意义”进行递进分析、意大利学者卡罗·金兹堡的图像与微观史学研究等等。对于形象史学，沈从文较早提出形象材料不是史学研究的“边角料”，要将文献与实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晓研究员对形象史学的定义是“运用传世的岩画、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一切实物，作为证据，结合文献来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模式”，通过综合分析形象的生产领域、传播途径和社会功能等，进而探讨中国文化史的演进。

　　图像史学在中国。近些年来，图像史学在中国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重视，在诸多教学研究机构中也逐渐形成了学术团队。就图像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学术事件，循此贯线，可以了解图像史学在中国的概貌。

　　2007年，杨念群主编的《新史学：感觉·图像·叙事》出版发行，书中收录的部分论文，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图像与史观的关系。2008年，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著作《图像证史》中译本出版，该书探究如何将图像当作历史证据来使用。2015年11月，中国图像史学学术论坛暨第一届图像史学年会召开，与会学者就“图像史料运用的基础理论探析”“图像史料所见文化史、环境史、思想史、经济史”“照片图像与史学研究”“绘画图像与史料研究”“美术考古及图像复原的史学阐释”“岩壁、壁画、石刻艺术图像研究”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实与虚：图像史学的优势与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图像资料相当多，意涵也十分宏富，包含了很多历史文化信息，正所谓“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随着历史学研究视野的下移和研究范围的拓展，学者们的关注逐渐从庙堂转移到市井、从礼仪转移到日常。其中，图像便可发挥重要作用，相较于文字，图像更为直观、形象，正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所言，“用文字书写的资料，毕竟难以想象历史上人们的生活场景、风俗”。事实证明，图像的运用有助于为历史学研究提供另一重要证据，从而扩大历史认知的范畴。

　　尽管图像史学取得了不少成绩、涌现出不少成果，但是面对发展的困境，仍然需要虚己以听。

　　首先，用图像研究历史，虽然角度新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叙事所依据的主要史料依然是文字。而且，在历史学研究具体操作上，文字易获，图像难得。之所以这么讲，主要是指目前高清图像数据库的不完备。数据库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虽然历史上的图像资料非常丰富，但是缺乏对图像数据的归类整合，难以做到综合运用，成系统的、便于检索的图像数据库仍然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

　　其次，图像史学面临着自身定位的困境，其目标界定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很多学者主张将其发展为独立学科，但笔者认为，图像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就目前而言，图像史学无论是从自身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还是学科体制等方面来看，都是不成熟的，故而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再次，虽然文字史料也存在真伪的问题，但是图像的鉴别难度显然要大于文字。图像留给人以更多主观想象的空间和余地，即使是纪实性、叙事性题材的绘画也需要认真辨析。换句话说，研究者要具备鉴图、读图、释图的能力，既要对图像所体现的历史情境，即时空、创作者、赞助人等要素有较为清晰的判定，同时又要有足够的参考文献进行互证，否则往往是泛泛阐释甚至牵强附会，乃至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