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两宋纸币发行的得与失

　　世界货币史上，由官方发行纸币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北宋仁宗时期。北宋初，四川富民就开始发行纸币，称为交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改由官府发行。终北、南两宋，纸币名称复杂多变，又称楮币、楮券、关子、会子等。在这个过程中，纸币发行中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当时就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探讨。由于纸币在宋代初次发行，纸张本身价格低廉，对于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铜币的民众来说，纸币是否能长期稳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难免产生担心。对此，宋朝政府采取发行纸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钱钞并用的措施，以取信于民。

　　《长编》卷272的附录中，记载了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熙宁八年(1075年)8月十三日记录的宋神宗与群臣论交子的一段对话。“上曰：‘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佥曰：‘始初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带得行。’”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发行纸币，要有一定的“本”作为准备金。当纸币获得人们的信用后，才可以超过“本”而发行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记载了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臣僚的建言：北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公家和私人都有好处，没有反对的意见，正是因为发行纸币的同时，政府有准备金可供民众随时兑换，因此能取信于民;但是，现在朝廷印造30万纸币，却未见到准备金，并且朝廷还要继续印造150万纸币，仍然没有准备金以供民众兑换，这怎么能取信于民?朝廷印造发行纸币，必须先筹足准备金，让民众不管带多少纸币来官府兑换铜钱，政府都能随时予以兑换。

　　宋徽宗大观年间，时人周行己对准备金的具体数量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发行纸币“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所谓“水火之失”，是指纸币意外毁于水火等自然损耗;“盗贼之虞”是指纸币容易被抢被偷，影响兑现;“往来之积”是指一部分纸币经常在流通过程中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起来，不能兑现。这三条原因中，第一条自然损耗的数量不会很大，可以不予考虑。第二条如纸币被抢被偷，仍有可能拿来使用或要求兑现，不能作为准备金可以低于纸币发行额的理由。只有第三条才是纸币发行准备金低于发行额的最主要原因，这是占不能兑现的纸币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周行己预估三者各占纸币发行量的1/3，所以认为只要有2/3的准备金，就可以保证全部纸币的流通。周行己2/3准备金的理论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比例，但他提出的纸币发行不需要十足准备金的理论，则是对货币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将领李纲反对发行纸币，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目今户部财用窘迫，必无数百万桩留钱本，交子之行，止凭片纸……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这就是说，发行交子，如没有钱本，将为害无穷。但是，他又认为，如不得已要发行纸币，那纸币准备金的数量要占发行纸币总量的1/3左右。他说：“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一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李纲认为准备金比率在1/3左右比较合适，比北宋徽宗时周行己2/3准备金的比率估计更为准确。这与现代金融业中通常规定的28%准备金比率已很接近。

　　综观史籍，北宋时期，纸币的发行大多预留有准备金。据《宋史·食货下三》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因此，其大部分时间里纸币的发行还属正常，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大波动。宋徽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这场短期的超本钱发行的风波才算平复。

　　南宋初年，军费等浩大的开支使准备金难以筹措，宋高宗时为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发行纸币往往是不预留准备金，遂致社会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如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言者就揭露了这种情况：“广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万、两浙路交子一十万、临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并见造江南、两浙预充籴本交子一百五十万，其合用钱本，并未见桩管，由是远近士民议论纷然，皆以为不便。”与此相反，宋孝宗时，朝廷发行纸币比较重视预留准备金，就取得较好的成效，市场上纸币流通平稳。如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左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平江、绍兴府，明、秀州主管盐事，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库印钞，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以备循环收换会子”。到了南宋后期，由于国库空虚，财政赤字巨大，统治者就只能饮鸩止渴，滥发纸币，根本谈不上准备金。正如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上奏所言：“今日之财用匮矣……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庙堂之上，缙绅之间，不闻他策，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穷日之力，增印楮币，以为理财之术而已。”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辛弃疾支持发行纸币，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纸币各征收一半，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任感。袁燮指出：“守铜楮相半之法……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钱会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项财政原则，但实施中往往走样。政府是会子的发行者，但自己就不相信会子，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多收钱少收会子，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支钱，这只能引发百姓对纸币的更大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储藏纸币。正由于钱、楮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

　　南宋光宗时期，杨万里提出“母子相权”论，主张金属币(铜钱、铁钱)与纸币并行。他认为两淮有铁钱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铁钱的会子;江南有铜钱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铜钱的会子。这叫做“母子不相离”。反之，如果单有“子”(会子)，而无“母”(铜钱、铁钱)，则不能发行。如沿江八州军没有铁钱，铁钱会子“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因此难以流通。他这里所说的“母子相权”，就是指纸币可以兑为钱币。不过他所主张的兑现只是市场上钱币和纸币能自由兑换，不是政府实行的纸币兑现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市场上的自由兑换，必须建立在政府纸币兑现的基础上。只有后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兑现制度，才能取信于民，实现前者的自由兑换。杨万里的“母子相权”论在当时是有的放矢的，南宋时期政府滥发纸币搜括百姓，以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而且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之后自身又不愿接收，在百姓用纸币纳税或缴纳其他官项时，往往多方限制刁难。因此，杨万里主张纸币必须同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纸币能够和金属货币相兑换，这样才能被百姓所接受，实现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