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补齐科技创新的社会短板

　　近期中兴通讯被美国商务部制裁的消息激发了全民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普遍关注。最终结局无论如何，但无疑高度凝聚了新的社会共识：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自主创新，借此建立起独特的资源优势。事实上，坚持自主创新也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中国制造2025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积累的社会财富，不断提升的科技和教育水平，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已经为接下来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全面地看，创新是一个包含基础研究、工程开发、商业实践、社会接纳等四个过程的长链条。这个链条紧密地嵌入在社会中，所以创新实际上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一种反映。今天我们讨论创新问题，既要关注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的要素，又要关注包括观念、网络、制度和政策等社会层面的要素，补齐创新的社会短板。

　　对于基础研究而言，最不可或缺的是杰出人才。他们对于事业的极端热忱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核心要素。要激发和保护这种热忱，在财务回报上给予倾斜是必要但不充分的，更为根本的是为他们提供价值感和尊严。要塑造这种价值感和尊严，我们必须反思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基础性社会观念。今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性的反智主义倾向。当知识不再被尊重，逻辑和思维被扭曲和偏激性地解读时，科学家的正常对话无法展开，他们的成就感会受到很大影响。科学本身从不假定自己拥有真理，而是在不断的批判和对话中迫近那些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这一过程需要相互尊重与理性交流的社会氛围，通俗的说，是日常语言中颇为平凡的逢事“讲理”。

　　塑造尊重知识和理性交流的社会观念，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开放对话的公共舆论空间。在今天的社会，不同的主体因为其行为、动机和理解上的差异，很自然地会形成不同的话语和表达。良好的公共舆论空间允许各方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公开讨论，差异性不应该被看作矛盾，而应该被看作形成共识的必要过程。放下偏见进行讨论，即使没能达成共识，也可以产生出足够的善意。其次，政府和社会应该通过更多的有意义的仪式、符号和故事来确认和宣扬科学家的工作。今天中国最具有符号意义的科学家袁隆平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工作被人们欣赏和讨论，这意味着社会对于科学工作价值的认可，他的故事激发了无数人愿意为基础研究作出奉献。

　　工程开发是对基础研究的利用和再发展，这需要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可行性结合起来。在这一环节中，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网络所带来的信息优势非常重要。不同于基础研究，工程开发者的研究对象中包含着现实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约束。最有效地整合这些资源需要综合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则经常来自人与人形成的社会网络。除了信息功能之外，社会网络也拥有信任功能，即人们通常出于信任，愿意与自己熟识的人进行互动并产生更多的协作和交易的机会。但需要注意的是，信任功能和信息功能经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双方的互动增多，信任提升时，两个人所拥有的信息就会越来越相似。如果创新开发者永远只和同一群人互动，虽然他们更容易彼此相信，但他们能带给彼此的有差异性的信息会越来越少。组织被约束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难以迸发出新的创新方式。

　　突破社会网络对于企业和人的束缚，需要企业管理者和组织成员主动跨出当前网络的范围，寻找机会拓展异质性网络。异质性网络的建立要求个人寻找与自己差异较大的个体，并与之产生互动。在不同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冲突和调整中，企业组织能够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更有效率的资源组合方式，从而促成创新的萌发。建立起异质性社会网络之后，弱连带是经常被忽视的但又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源。因为弱连带的双方互动频率较低，产生的信任较少，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并非是可以“使用”的资源。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低互动的特征，造成了双方拥有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供给人们巨大的信息优势。

　　完成了工程开发的创新成果，通常需要进入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此时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产品的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企业运用内部资源和流程来呈现其产品，并通过实现客户的独特需求，为自己获得收益。这个过程都是建立在制度环境基础上的。对于制度环境的塑造，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有所为”首先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在实现创新成果上的某些局限性，并利用有效的政策进行调整。市场机制在航空航天、教育、通信、医疗等部门的创新经常是无效的，因为其公共品的属性，企业无法承担如此长周期高风险的投资。公共政策上，需要理顺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四方的关系，扶植关键技术的持续投入。“有所为”还体现在对于创新产品市场规则的确立上。信息的高速流动加上中国企业杰出的学习能力，创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极容易被模仿，并将企业引向所谓“超竞争”。如果没有形成有序的市场规则，进行创新的企业很可能无法获得应得的回报，从长期看，这将非常不利于激励创新。

　　在塑造制度环境时，“有所不为”同样非常重要。创新过程通常意味着对原有经济和技术惯例的背离，一些最成功的创新甚至是“颠覆性创新”;制度环境则反映了常规化的行为过程，它本身就会对经济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产生约束，所以这两种力量之间存在着张力。特别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人们似乎对于“制度”产生了某种迷思，认为制度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工具。但对于创新而言，过度冗杂的制度可能会窒息企业的活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应该避免这种过度制度化的倾向。

　　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开发，再到创新成果在市场上得以实现，创新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因为创新不仅是一种经济进步的力量，还是一种社会再组织的力量。比如打车软件的出现，对原有的出租车市场的公司和人员造成了非常直接的压力，甚至引发了较大的冲突和争议。创新对于原有社会秩序的冲击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增强组织柔性和个性化的同时，必然地会带来对所替代职业的冲击。今天无人驾驶技术在很多国家遇到的困难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的驾驶员如果被直接替代，他们将如何找到新的职业，重新融入经济秩序中。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将直接改变公众对于创新的接纳。

　　如果能够制定有效的政策并付诸实践，我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创新对于社会原有组织秩序的冲击。首先，我们应该探索一种能够容纳更多就业的新的组织形式。向服务业转型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获得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但由于科技进展速度的加快，单一的手段可能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积累面向未来的人才是一个基础但重要的手段，尤其是在终身职业很可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政策指引下的教育体系需要培养出能够快速学习和适应新环境的人才。最后，通过对政策的正确运用，对因为他人创新而进入调整期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务实的社会支持，形式既包括社会保障等维持性要素，也包括教育和培训等发展性要素。总而言之，在确保创新能够为社会总体上带来福祉时，确保受损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新的社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