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时光的河流淌过了76年，回望滋萌于巍巍沂蒙的“少奇之问”，依然振聋发聩。

　　那是1942年，沂蒙根据地被封锁、蚕食、压缩为“一枪就可以打穿”的狭窄地带，山东工作陷入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刘少奇权时救急，昼夜调研后问山东分局：为什么没有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为什么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为什么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少奇之问”，驰魂夺魄，重若千钧。山东分局无隐无饰：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通过群众斗争推行减租减息，没有让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刘少奇的“按语”：党是无产阶级，是群众的儿子……所以，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是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一样，随时可被人勒死。

　　一问、一答、一按语，心向光明，语挟风雷，八百里沂蒙自此焕然一新。当黑夜被雄鸡唱白，当百族共骈阗，我们再来想，“少奇之问”，其实就是群众工作之问，考的是党群关系，求的是群众路线。他一定深深地明白，党群、干群关系是个要命的事，处理好了就血肉相连、水乳交融，处理不好就水油分离、水火不容。

　　纵观我们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的确可以说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如日东升;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糟糕，我们的事业就惟日为岁。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党群干群关系的思考、追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影响较大的除了“少奇之问”，还有另外“两问”——

　　一个是“挨骂之问”。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时天降大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在会场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听闻后极为震怒，要把此事当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制止：“你们倒是应该调查老百姓为什么会骂我们?”调查小组到固临蹲点两个月，发现由于边区军政人员太多，征收的公粮增加，老百姓负担过重，产生了不满情绪。《固临调查》报告指出：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此事触动毛泽东开始反思政策，这也正是发起轰轰烈烈大生产运动的动因之一。

　　一个是“耿飚之问”。1991年7月，老一辈革命家耿飚重返曾经战斗过的陇东庆阳县(即现在的甘肃省庆城县)。一天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投诉一些县乡干部，怎么劝都不肯走。耿飚深为痛心，便召集省地县的干部开了个会。他先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他任副旅长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就驻扎在这里，部队供给处一个副处长抢劫群众东西畏罪逃跑，被追回后，旅部决定将其枪毙。老百姓也是黑压压来了一大群，跪下来哭着为这个副处长求情，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同志，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泪接受群众的请求，改为其他处分方式。故事说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全场鸦雀无声，有人不禁泪如雨下……

　　这“三问”，直指腹心之疾!哪怕到了今天，也需要它划破长空，常在我们的耳际响起，叩问我们的心灵。“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让我们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一个党员，如果与群众距离远了，就与党拉开了距离;心中没有群众，就不配再做共产党员”，“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

　　“三问”，山高水长，永志不忘!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羊城晚报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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