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

　　这是些什么人呀！每一个人都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有的还天天哭丧着一张脸，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您所不知道的是，他们之所以不苟言笑，是因为面临着与齐国史官一样的处境：公元前548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棠姜私通，被崔杼刺杀。事后，齐国太史据实记载道：“崔杼弑其君。”在古代，子杀父、臣杀君谓之“弑”，乃滔天重罪。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仍据实记载此事，也被崔杼杀了。待到太史的幼弟接任太史，崔杼威胁说：“你的兄长都死了，你还是依照我的意思，按庄公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的幼弟正色说：“据事直书，乃史官之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南史氏听说太史都已被杀，手执据实写好的竹简匆匆赶来，听到已经据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正如前赴后继的齐国史官一样，我所书写的人物，一个个天赋极高，富有胆识，但无一例外地，由于他们太率真，太重原则，太刚正不阿了，结果最终倒在了人性的枪口下，为自己的正直与无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习惯了中庸之道的人们看来，他们都有巨大的性格缺陷；但站在历史的峰巅鸟瞰，他们又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认为，性格并无优劣之分，而且无法改变，我们没有理由对人的个性说三道四。因此，我对这些人物饱含敬仰，并坚持认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击、迫害乃至杀戮，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疤。

　　我也是个要强的人，较真的人。有时我想，如果我碰巧出生在他们的年代，恰巧和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也许会作出和他们一样的选择，进而遭受和他们类似的悲惨结局。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为能作出和他们一样的选择而庆幸和自豪，因为这种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品格，是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仍陈陈相因的精神基石。

　　早在10年前，我就开始试着为他们作传。我写的第一个人物是苏武，然后是商鞅、屈原、司马迁、王昭君、蔡文姬、颜真卿、王安石、岳飞、于谦、秋瑾、左宗棠、袁崇焕……书写这些名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与之隔着悠远的历史时空对话的过程。但这些人物资历太深、职位太高、名气太大了，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敢走近他们。可以说，我是以一个谦恭的后生和崇拜者的身份踱到他们面前的。渐渐地，我感觉他们是那么真实，那么率性，没有任何架子，根本不像有些历史书记录的那么可怕。

　　是与他们一次次的彻夜长谈惊醒了我，是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的闪光足印警示了我，使我得以冷静地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发现了自己之所以苦恼、纠结、悲观的原因，洞悉了那些看似光怪陆离的追求，自己不仅无法左右，而且十分苍白与单薄，很快就会化作过眼云烟。

　　我越来越相信，写作有益于人的成长与成熟，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丰富起来，鲜活起来。写作使我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人生。它们的关系就像一对相濡以沫、如影随形的伴侣。当一方悲伤时，另一方就会提供安慰；当一方平淡时，另一方就会奉上惊喜。这两个人生，从此填满了我的每一个24小时。正是虚构人生带给我的喜悦与充实，使我度过了现实人生中一段低沉与乏味的岁月，并在沉淀与反思中走向了成熟与坚定。

　　有人说写作会分散我的职业注意力，也有朋友当面调侃我“不务正业”。我承认，阅读与写作的确占用了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和几乎全部的节假日，但这与写作给我的帮助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我想在这里十分肯定地告诉大家，写作很累，但一点儿也不枯燥。写作不仅给我带来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愉悦，使我常年保持着淡定的心态；更重要的是，我所从事的历史纪实文学创作，能使我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待和分析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制定的每一份计划，处理的每一个问题。您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生活中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并且都有答案。这就是我无论工作多么忙也笔耕不辍的原因。

　　尤其让我欣慰的是，我不是职业作家，没人给我规定一天必须写多少字，每年必须发表几篇作品，一生必须出几本书。我从事写作纯属爱好，没有功利之心。一本书，我可以写上十年八年，然后修改个三年两载。我深信，精品就是精雕细琢的作品，好书一定是改出来的。况且，我本就天资平平，也不想误导读者，因此容不得一点儿硬伤。

　　写上面这些话时，正是周末一个慵懒的午后，天空蓝得有些空洞，太阳亮得有点鬼魅，根本不像刚刚告别雾霾天气的济南。我特意把书桌挪到窗前，沐浴着温暖如春的日光，面对着婆娑摇曳的竹丛，想象着远嫁塞北的昭君、流放海南的苏轼、七下西洋的郑和……然后，我似乎迷失了历史方位，并一遍遍地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