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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在识人用人过程中，非常注重“名”与“实”这对关系。古代社会许多官员向往的就是具有儒者之风行事风格的儒官，践行儒家思想观念，将仁义礼智信贯彻到实处。王夫之说：“因义而立，谓之名义；有节而不可逾，谓之名节；君之求于士者，节义而已。”然而，也不乏崇尚虚名、追求浮华的人，古人也讲：“好名为士之大戒”。

　　汉宣帝执政的时候，发现许多地方官经常说大话、空话、假话，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为博得虚名而丑态百出。汉宣帝申饬这些人说：“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如果汉宣帝对臣僚的名不副实不予以纠正而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国家衰微。唐玄宗后期政治黑暗，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喜好阿谀之语，忠奸不分，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如果皇帝重名轻实，大臣们亦会受到皇帝言行影响，势必会造成朝廷黑暗、政治腐败、国家衰微。

　　康熙时期的名臣汤斌，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老实官。这种老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在京考取进士后，他能够自甘清苦，潜心留意古今治国之道，以益时政，冷静对待功名。当时他向康熙进言，每每后朝修史，都会将前朝忠勇义士当成榜样记入史册，清朝修明史，也要正确对待明朝义士。他的建议虽然遭到朝臣攻讦，但得到康熙赞赏，因为这种行为是老实人为国着想的值得鼓励的行为。汤斌随后赴地方当官，不久辞官休假，回家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后，听闻名士孙奇逢在夏峰讲学，“负笈往从”，不断夯实自己的学问基础。汤斌内心只是希望自己多学点知识，以后能够为国家更好地效力，这种踏实稳健的作风，使得他的仕途之路走得更为顺畅。康熙十七年，下诏开博学鸿儒科，汤斌应试，考得一等，授翰林院侍讲，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不久之后，康熙派汤斌去江苏，移风易俗，改善当地颓废的社会风气。到了江苏后，汤斌发现江苏由于遭受水灾，农民耕种负担很重，据此向康熙进言，希望康熙能够减免江苏赋税，以轻百姓之重，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会向皇帝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熙批准了他的建议，江苏的发展很快就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因政绩卓越，汤斌被提拔到京城做官，他不依附权贵，在当时朋党苗头已出的局面下，实数一股清流。在朝为官，汤斌不阿从权贵明珠一党，秉公做事，遭到明珠一党的攻击。然而，康熙始终信任重用他，直到汤斌去世。

　　清朝道光年间的名臣陶澍，在道光年间历任陕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死后谥号“文毅”，晋赠太子太保。他在地方任职期间，之所以政绩卓越，在于任用了一批富有实干精神的官员，这些富有实干精神的官员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兢兢业业，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难能可贵的是陶澍还推举了这些实心干事的干吏。其中赏识、推荐苏元璐就是典型例子。当陶澍在安徽任职的时候，发现安徽宿州知州苏元璐在匪患严重的管辖片区内，能够认真做事，敢于面对“难治”之局面，通过三年的努力，“匪棍多经就获，凶暴之徒均知敛迹，命案渐少”，这就为宿州安定的政治环境奠定了基础。苏元璐治理匪患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此基础上，又着手改善民生，并且把重点放在劝课农桑方面，“劝民开浚沟渠，俾资蓄泄”，使得许多人受益，“行旅农田，均称便益”。陶澍在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向皇帝陈奏，希望道光帝能够提拔苏元璐。陶澍在推荐苏元璐的折子中说：“臣查宿州知州苏元璐办事实心，勤求治理，舆情相安，实属地方得力之员。”不久之后，道光擢升了苏元璐：“洵为地方得力之员，着加恩赏加同知衔，仍留宿州之任，以示奖励。”

　　这些统治者之所以对干实事的儒臣信任有加，原因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当老实人的气派和决心，有了这个气派和决心，国家治理和吏治整顿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