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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闲章见乾坤
——康雍乾三帝闲章中的精神世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鲍家树    2018-06-04 00:08:17

  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元代以后,“诗、书、画、印”逐渐熔为一炉,在作品中相互辉映,最终形成了中国美术所特有的艺术风格。闲章,便是“印”之中独特的门类。闲章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吉语印,印文内容包括“得志”“行吉”等吉祥语。一般来讲,书画作品中除了姓名章、斋馆章、年月章等有具体指代的印章外,其他印章都可以归为闲章。闲章大小不一、形状不拘,其内容广泛,包括吉语、箴言、佳句、鉴藏等,通常见于书画的引首、押脚、拦边等处,能够起到抒发胸臆、平衡布局的作用。闲章作为一种载体,能够真实地承载作者的思想、志趣和性情,表达内心的本真世界。此外,闲章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清代皇家的玺印谱册——《宝薮》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三代皇帝的闲章样式和印文内容。乾隆曾言,“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可见闲章之寓意,名在章,实在文。

  敬天勤民,祖述尧舜

  古人认为,帝王是仰承天命来治理国家的。天人之间相互感应,如果帝王崇德象贤,则会祥瑞相伴;假如帝王无德作孽,则会天降灾异。古代皇帝自比天子,所谓“敬天”,即要依循天道来治国而不能有所忤逆。同时,要“勤民”。在三帝的闲章之中,多含敬天勤民的思想,如“保合太和”“建中于民”“信天主人”等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康熙心神不宁,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便立即谕示百官,要倍加警醒、留心民事。“兹宜各殚乃忱,共勤实政,以为修弭之道”。雍正即位之初,畿辅之地多因降雨而被淹,雍正在宫中“虔祷上天,中夜屡起,瞻望云色,以卜晴雨。祈祷之时,尝终日饮膳不御”,可见其敬天之诚意。乾隆自号“信天主人”,主政期间,恪守祖、父敬天勤民的理念,“仰荷上苍嘉佑”,三次普免地丁钱粮,两次蠲免各省漕粮,而且未再增加赋税,使得“府藏殷实,国用充饶”。

  除了对天道神灵的尊崇,康雍乾三帝还积极效法华夏先王尧、舜、禹的为君之道。在“惜寸阴”“惟尧则之”“惠迪吉”“协和”“用中”“精一执中”“执两用中”“所宝惟贤”等闲章中均有所体现。

  舜、禹都是惜时的典范,舜“鸡鸣而起,孽孽为善”;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履遗而弗取,冠挂而弗顾”。除了珍惜光阴,尧、舜、禹的亲贤尚贤之举、精一用中之道等,三位皇帝同样向往、追求。尧统治时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重视贤达,将王位传给舜,有“禅让”之举,舜多次称赞禹最为贤良,继而传位给禹,使这一古史佳话得以承续,更留下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箴言。对于这一理政心传,三帝中,尤以乾隆恪守厉行,“朕为天下主,惟有执两用中,期与天下臣民休养生息”。

  为君不易,克崇实政

  如果说“敬天勤民”“祖述尧舜”还带有宣扬正统性、合法性意味的话,“为君难”的慨叹和“崇实政”的作为则更为真实。

  为君之难,康熙深有感触:“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故朕莅政,无论钜细,即奏章内有一字之讹,必为改定发出。”这些论述,既表现出一代帝王的慨叹,同时也表明了纵万难之下亦要勤勉严谨之志。

  相比康、乾二帝,雍正的即位过程是一件历史公案,在当时就颇受质疑。“为君难”更是雍正的内心真实写照。雍正即位后,关于其篡位的议论,朝野上下、京城内外沸沸扬扬,“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负面舆论甚嚣尘上。为了辟谣,雍正亲自组织编纂《大义觉迷录》,剖示心迹,“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然而在其执政期间,怀疑和议论却未曾停止。

  为溯本清源,雍正在执政过程中不尚空谈、克崇实政,今有“崇实政”“朝乾夕惕”“兢兢业业”等印文传世。“崇实政”,意即为君为臣者要关心国计民生,要解决实际问题。雍正曾谕令,“古之纯臣,载在史册者,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而“朝乾夕惕”“兢兢业业”则更为准确地体现了雍正的勤政,“自朝至夜,殚心竭虑,晷刻靡宁。无非欲休养民生,澄清吏治,使中外永享升平之福”。面对浩繁的奏折,雍正坚持亲笔批阅,甚至工作到凌晨。

  克崇实政的理念在乾隆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乾隆有“敬胜怠”等自警的闲章印文传世。乾隆极其自律,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记载,“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乾隆七十寿辰之际,刻有“古稀天子之宝”,配以“犹日孜孜”次章,并撰写《古稀说》以自诩。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在他八十寿辰之际,刻有“八徵耄念之宝”,配以“自强不息”次章,并撰写《八徵耄念之宝记》。“八徵耄念”出自《尚书·洪范》,是上天赐予禹治理国家的九畴大法之第八——念用庶徵,意即要关心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征兆,要对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有所准备。

  余暇逸趣,书画遣怀

  康雍乾三帝勤政非常,然而在日常纷繁的政务之余,会选择游心于文翰之间。在《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中,分别收录了康熙200多件、雍正50多件、乾隆2000多件作品。据《皇清书史》记载:“(康熙)万几余暇,留心经史,时取古人墨迹临模,虽好慕不衰,然未窥其堂奥,岁月既深,偶成卷轴。”

  在闲章之中,除了“万几余暇”“几暇怡情”“敕几清晏”,我们还能看到“偶然欲书”“意在笔先”“绘事后素”“比德”等诸多有关书画创作的印文。“偶然欲书”出自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是书法创作的“五合”之一,意指只有心无杂念,方能神融笔畅,进而创作出好的作品;“意在笔先”强调书画创作中构思的重要性;“绘事后素”蕴含了绘画的色彩观和风格观;“比德”意将物之自然美与人之品德美相统一等等。这些都是三位皇帝所认同的书画创作理念。

  在书画鉴赏方面,“睿鉴”“雍正御览之宝”“朗吟珍赏”“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宜子孙”等有关鉴藏的印文也在书画中屡见不鲜。对于乾隆的艺术造诣、鉴定功底,后人多有品评,褒贬不一。笔者认为,对帝王的评价标准与艺术家应是不同的,正如乾隆在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中题诗感叹的那样,“以斯精义入神思,为政施之岂致差”,假如宋徽宗能将对书画技艺的专注用在治国理政上,国家不至于败落到如斯田地。“天清地宁”“九州清晏”才是对帝王的要求,至于主业之余的闲暇抒怀,其水准如何,则不宜过于苛求。

  闲章虽小,内涵丰富。透过闲章印文,我们能够从多个侧面窥见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精神世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三帝的政治追求和笔墨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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