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史记》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往往容易理解，但对“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人们常常产生困惑。下面从“究天人之际”的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源远流长，要从颛顼时代说起。据《史记·历书》记载，颛顼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民神分离后，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神。重、黎之后，史学继兴，史家继巫之后，掌管天人之学。唐虞之际，夏商两代，重、黎氏“世序天地”。换句话说，从颛顼起，经过尧舜，到夏商，重、黎氏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到了周代，重、黎氏的后裔司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迁先祖“典天官事”的由来。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沟通天、人关系，这也是史官的原始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至司马迁。而作为重、黎之后，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由此可见，“究天人之际”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

　　内容丰富，要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起。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是西汉时的大儒。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把天象与政事联系起来。其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为后世谏诤之臣借“天象示警”劝谏皇帝改良政治、革除弊端也同样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用心，企图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来限制君权，不要为所欲为，使之免遭败亡，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学说来束缚手脚的，反而用来开脱自己的罪责，借以愚弄人民，走向了董仲舒立意的反面。

　　这种思想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在《史记·天官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但是，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与“天人感应”是截然不同的。“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讲天人相分，旨在阐明成败兴衰在于人心向背。比如在《天官书》“日变修德”一段中，明确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强调统治者在“天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要作用，重视人心向背。这显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另外，司马迁在对实录史事的具体论述中，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史记·伯夷列传》为70列传之首，以议论为主，是一篇示例的论传。这篇论传的中心思想是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是在提示70列传是讲人事活动的，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是两篇传记性质的本纪，相互映衬，构成了强烈的兴亡对比。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不是天意，而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事业的成败。以上两方面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流和精髓。当然，司马迁还有一些局限，这是历史的局限，是难以过多苛求的。还是汪荣祖在《史传通说》中说得好：“当司马迁之世，天人感应，王德终始，方士求仙，皆风尚不衰。作史者不可不记，而迁独疑之，别究天人之际，其识可谓高矣。”

　　影响深远，要从四个对子说起。《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把天道与人道区别开来，强调人道近;把天命与人为区别开来，强调事在人为;把天象与人事区别开来，强调人事有代谢。总而言之，是把神与民区别开来，强调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史记》注重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使神的观念远离中华民族的头脑，为后世正史作出了旗帜鲜明的表率。《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尊重理性，强调人事，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年，可谓深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