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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他鄙视八股，屡试不第，遂专意古学。与宋儒及理学末流束书不观，侈谈性命不同，他反对空疏，重视读书，倡导实学。其治学之道，集中体现于《钝吟杂录》一书中。冯武称其“于是非得失处，非信而有征，不轻下一字”，四库馆臣称其“学有本原，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因其“学行有本”，深受晚清经世实学领军人物陶澍和左宗棠的推崇。陶澍曾节选并手书《钝吟杂录》作为修身良言，并以之训戒家塾子弟。左宗棠继陶澍之后，也称许其作“语语平实切近”，“粹然君子之言”。

　　冯班治学强调“学贵求实”，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他对治学之道的阐述。

　　首先，学问要实实体贴，不可虚空揣摩。冯班非常重视读书，他认为“圣人好读书，豪杰好读书，文人亦好读书”，“进德修业，只懈怠处，便是堕落处”，书不仅要读，还要持之以恒地读。“不以读书为学”而束书不观的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知圣人之道”，混同君子、小人之别，难免沦为“小人儒”，甚至泯为无赖市井。在强调重视读书的同时，他还指出，书中的道理虽好，却也需要读者实实体贴，只有实见实行，方能有所发用。否则，只如“白面书生不通事势”，变成无用腐儒，甚且为害天下。他主张“君子有心于古道，慎无以学术误天下”。所谓“以学术误天下”，是指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务实学，于古圣先贤之道，不能实实体贴，不能实见实行，只是高谈阔论，侈谈性命。“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倘若醉心这般“学术”，长此以往，不仅会误己误人，还会误事误国。有志于学习古圣先贤之道的人，于学问上需讲求一个“实”字，谨慎避免虚空揣摩。

　　其次，学问要原情考实，不可悬断是非。他见其从子冯武案头有《少微通鉴》一书，便正色教育道：“昔人之事，成败已见，得失显然，不须更翻公案。凡为此者，不过好立议论，求免耳食之诮耳。汝辈读书，须善审时势，不可一味将‘正心诚意’套语妄断前人。”意即过去的史事，其成败得失，早已论定，不可更改。我们应当“原情考实”，审时度势，“论利害”以“说是非”，具体而微地分析各种因素，尽力去掉虚假信息，求得史事的真实情况，不可一味用心性义理的套语妄断前人。况且，“好立议论，求免耳食”的学问，因其不实，便也无用。“读古人之书，不师其善言，好求诡异以胜古人者”，是最愚蠢的治学方式。不“见贤思齐”，反而“吹毛求疵，洗垢索瘢”，“菲薄古人”，这不仅会“贻笑将来”，也恐“有损盛德”。史事距今相去甚远，当下的事尚有无法细究推求之处，何况百世以上?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冯班秉持此种精神，认为对待史事中于意有所不合的地方，有是非疑惑却苦于没有证据证其为是或证其为非的地方，不妨阙疑，存而不论，万不可为“招合虚誉”而“悬定是非”。

　　再次，学问要学以致用，不可求快贪多。他说，“临大难，当大事，不可无学术”，废书不读是缺乏深谋远虑之举，尤其有才有德之人，更需要读书。但读书不能求快贪多，“开卷疾读，日得数十卷，至老死不懈”，不可谓不勤，却毕竟无益。因读得太快，文字尚且不能深刻记忆，遑论仔细分析，推求大意。如此，读书虽勤，效果却如同未读。程颐说，“一部《论语》，未读时是这般人，读了只是这般人，便是不曾读一般”。他十分认同程颐的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教人读书的方法最为“恳切”。《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广泛涉猎，但须是“读一句是一句，理会得一分是一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志·六艺略》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古人读书多是“为己之学”，并不求快贪多，他们更注重学到的东西能“通”能“用”，体之于身心则拙诚笃实，用之于事业则济众博施。治学之要，在于功夫上身，一以贯之。如此，读书虽慢，却能学以致用，终成其大。

　　《大畜卦》彖传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大象传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卦义告诫我们要“修学储能”，“取先贤之言教”以“助日新之盛德”。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重视学习，又不忽略践履，才是最快乐、最有益的治学之道。只有如冯班一样，反对空疏，倡导实学，重视读书，讲究学贵求实的治学方式，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