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

　　读研究生时，我的同屋师兄孙郁对我说：“永清，你对文章的感觉不错。”孙师兄大我8岁，为人与为文都好，他的话在我心里是有分量的。

　　研究生毕业时，我就找了份与文章打交道的工作，到《艺术广角》杂志当编辑，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的30年编辑人生。

　　如今，《艺术广角》杂志已少有人知道了，但在1988年时，《艺术广角》却是全国文艺理论圈子里举足轻重的杂志。那时的《艺术广角》真的是聚集了一批人才啊。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感到幸运，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艺术广角》当编辑。我除了学到了当编辑的基本道理，还学习了很多文艺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艺术广角》工作那些年，我也做了很多事情。作为编辑，我编发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业余时间，我还写了很多文章，有的文章还获得了辽宁省文学理论评论奖，并且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尽管《艺术广角》是一份在专业领域有着重要地位的杂志，但它其实很穷，靠财政拨款生存，职工的待遇也是比较低的。在我入职前，领导和我谈话时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可我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这里。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都是这样，为了喜爱的工作，几乎不考虑物质利益。

　　我的第二个单位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要离开《艺术广角》，主要是我觉得刊物的社会影响还是不大，只是在专业圈子里有影响，对社会大众，则基本上影响不到。我还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大众有益。这是我的济世情怀吗？也许是。我要编书，编好书，用好书来影响大众，滋润他们的心田。

　　从1995年10月调入，到2001年3月调离，我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了5年半。工作部门不断在变，做《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编辑，做发行部副主任，做《旅伴》杂志副总编，做文化生活编辑室主任。但有一个心愿始终没变，那就是编书，编好书。其实，在杂志社工作、在发行部工作，都没有编书的任务，我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编书，来出版社干嘛？几年间，我还真的策划、编辑了一批不错的书。比如《中国藏书楼》，选题是我们自己策划的，主编任继愈、执行主编肖东发，是我们登门拜访磨下来的，这套近200万字的书，我们持续编辑了4年，后来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2001年3月，辽宁出版集团任命我为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协助社长兼总编辑韩忠良分管编辑、营销工作。在外人看来，这绝不是一个好差事。当时这家老牌文艺出版社债务近3000万元，资不抵债。更重要的是，全社共二十来人，还主要是行政人员，在岗又在编的编辑一个都没有。没钱又没人，怎么办出版社？

　　不过，我倒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一个美差。我本科、研究生读的都是中文系，到文艺出版社工作算是专业对口。还有一个原因，1988年我23岁时，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我与人合译的长篇小说《硬汉不跳舞》。能为这样一家帮助过我的出版社做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件幸福的事。

　　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累并快乐着。累是真累。我们是背负着巨额债务恢复生产的，在规划了产品线之后，我们便到处组稿。光组稿还不行，还要亲自看稿、改稿。我现在依然记得严冬时节的后半夜一个人坐在自家空旷的客厅里审稿时的困和冷，并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如此。我依然记得我带着发行部的同事远赴昆明参加民营书业订货会的情形。已过了午夜，我和同事们还坐在展厅里等客商，希望多收些现金回去，家里等米下锅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激情支撑我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

　　快乐那也是真快乐。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第2年，春风社就全面好转，并推出了当年赫赫有名的畅销书《省委书记》。这本书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拿到这本书的版权太不易，算上春风社，全国有7家出版社在争夺这本书。在7家竞争者中，我们是最弱的，但是我们用营销方案赢得了陆天明先生的信任。那确实是一份处处闪烁着创造火花的营销方案，它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2002年全国七大优秀图书营销方案之一，并名列榜首。

　　到中信出版社工作是2004年10月。中信当时主要是做经管书，并且多数是引进版的，这对我完全是陌生的领域。因为陌生，就有挑战，我愿意接受挑战。

　　在中信出版社，我分管过多种工作，管过发行、营销、印制、本土经管书、非经管书等等。中信出版社崇尚以营销拉动销售的理念，所以，我分管的企划部，工作就很辛苦。只有二三个人，一年中却要做100余场店面推广活动，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见。我也常常冲到一线参与营销活动，经常是周末往京外跑，有两次竟然没赶上早班飞机。我实在太累，起床晚了。

　　还是喜欢做书。尽管本土经管书并不是那时中信出版社的做书重点，我还是希望把自己分管的领域做好。我参与了一批优秀本土经管书的出版工作，我至今记得200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那天晚上，为了确定《联想风云》的书名、封面，王斌社长、我、潘岳，一直在忙，收工时，已是2005年元旦凌晨。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中迎接新年。

　　本世纪最初10年，是经管书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经管书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中信出版社抓住了这难得的机遇，迅速壮大了自己。作为短暂的参与者，我充分感受到了大时代对于企业巨大的助推力！

　　2008年2月，我到现代出版社工作，先做总编辑，后来是社长兼总编辑。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至今还兼着它的社长。

　　这些年，现代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畅销书。当然，现代社也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奖项，如“中国好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鲁迅文学奖等。

　　现代出版社能得到快速发展，除了同事们的辛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触摸到并且把握住了读者审美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在日子过好了之后，人们对精致的休闲阅读有着强烈的需求。现代社的几条重要产品线都是顺应读者审美需求变化而打造出来的。这也许就是出版的时代性吧。

　　在现代出版社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当编辑当出个全国政协委员来，实在不易！

　　当我觉得在现代出版社越做越顺、越做越轻松时，中国出版集团的任命来了。2017年2月，我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我惶恐不安。这是怎样的一家出版社啊，它自1951年成立起，出版了一大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滋润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的心灵。在中国，只要是读过文学书的人，谁能说没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呢？它的所在地，朝内大街166号，早已成为新中国的文化地标。我如何当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十一任社长呢？

　　一年多来，我的关注点还在做书。当然，作为社长，我的工作是规划怎样做书。我相信做好书会让我们实现所有梦想。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优质版权。人文社的古典文学著作无论版本还是校勘质量，都是最好的；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译者都是翻译名家、大家。这些优质版权是人文社之芯。

　　一年多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销售规模越来越大，利润越来越多，更可贵的，是我们好书不断，读者和同行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继承了人文社踏踏实实做好书的传统，我们还要放进去一些现代出版理念。唯此，我们才能长久地伫立在时代的潮头。

　　30年来，我一直在编辑着文字，也一直在用文字编辑着人生。我们用文字记录了时代，也用文字书写了自我。这样想来，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