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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领导干部慎独，强调“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道理正在于，慎独是最好的底线，自律是对“围猎”最好的防守。

　　“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了领导干部要防止被“围猎”的问题。不妨先来看看，“围猎”都“长”什么样儿?

　　看到下面这个故事，有的人觉得惋惜，有的人以为“围猎”不过如此，又有多少人在看透封建官场的同时，深忧“围猎”可能有着某种基因?

　　故事的主人翁就是鲁迅的爷爷周福清。鲁迅曾写道：“到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个变故指的正是周福清的事，因其家仆陶阿顺的笨拙，导致事泄，周福清入狱，周家败落。

　　当时，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报名参加了在浙江举行的乡试，主考官正是当年与周福清一同考中进士的殷如璋。今天，面对这种关系，多少人都会开动脑筋，看看能不能走走后门。一看到亲戚、朋友得居关键岗位，就开始琢磨着找他办点事。很多规则，就是在这种开动脑筋后被突破的。“围猎”，往往从这里就开始了。

　　周福清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信，既有作弊的关节，又有承诺“洋银一万元”的纸条。假如不是其谋事不密导致事败，这种事，在封建官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记载的。

　　周福清想来想去，怕人看见不好，就让家仆陶阿顺代送，自己则在船上等。估计在他看来，这种跑腿的小事，怎么会出问题?让他没想到的是，阴沟里还真就翻船了。

　　说当时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一并送上，不巧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在闲话。殷如璋这种官场老油条，不看当然也知道信中有内容，却装作很不在意的样子，随手搁置桌旁，让陶阿顺先回去。

　　这种不在意的样子，深谙此道的人自然而然会明白，但陶阿顺却未见过，他原本就是干活的粗人，哪懂得这类袖里乾坤的关窍?一等二等都没见殷如璋有什么反应，临了急了，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这封信是关系银钱的大事，还是要当面给个回条。

　　这一声，无疑就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副主考周锡恩焉能听不懂?殷如璋又焉能不反应?结果当然就是他装得很清白高尚，好像也才立马明白这封信里有故事，便顺水推舟，让周锡恩拆信。这一拆信，要是拍电视剧的话，多半就是那“洋银一万元”的纸条滑落，两人便作色而起，义正词严让左右拿下，连人带信一同交予地方查办。

　　这个故事，折射的是封建官场的狡诈，行贿者固然笨拙，但受贿者很机变，想抓住这样的受贿者，自古就不易。

　　《红楼梦》中，贾芸求凤姐在大观园里谋个差事这一节，可谓写尽行贿者的机灵乖巧。读来亦令人慨叹，在如许奉承熨帖的攻势面前，又有几人不在受用中着了道儿?

　　贾芸之母原求的是贾琏，恰好有个管小和尚的差事来了，贾琏就想给他。不意凤姐因贾芹之母来求，就先为贾芹量身定做了这个差事，又如何依得贾琏?

　　原来，贾政是想把这12个小沙弥、12个小道士发到各庙去分住的，凤姐却存了为贾芹的心，便“想了几句话”回王夫人。这“几句话”，尽是冠冕堂皇的理，什么“万不可打发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不如送到自家庙里铁槛寺去，派个人管着到时用着方便。实质上不过是自己要做人情，而虚增一岗位罢了。这理正当得难以反驳，所以才有王夫人、贾政先后皆服，贾政即时唤了贾琏来商量派谁去管一事。

　　这点手段，对于凤姐来说可谓小菜一碟，几句话就搞定了。腐败弄权者通常就是有这等本事，以为公为幌子，以徇私为目的，却全不露一点为私的痕迹，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反让人佩服他一心为公着想，万事周全考虑。决策者决策时，当有此一警，既要提醒自己不要当了贾政，也要警惕那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凤姐们的弄权。

　　弄权者毕竟不是直接掌权者，凤姐做人情还得贾琏搭个桥，由贾琏告诉贾政用谁。因此听得贾琏被唤去，凤姐就叮嘱他要如此这般说。贾琏听了不依，想给贾芸，却被凤姐一番软硬兼施。硬的是，凤姐见贾琏不依，便“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地瞅着贾琏道：‘你当真的，还是玩话’?”软的是，双方形成妥协，答应等园里种树种草的工程出来，就给贾芸。这一妥协，当然皆大欢喜，结果自然是贾府里的银子遭殃。

　　凤姐既可谓“贪内助”的典型代表，又可谓既能干又能腐的化身。《红楼梦》里关于她这方面的笔墨甚多。自古以来多少人弄权腐败，都或多或少有这种人的影子。从贾芸谋事这一节中，即可见她弄权腐败的本事。

　　弄权者随性，答应的事未必就会板上钉钉，何况凤姐答应的只是贾琏，而不是直接的行贿者贾芸?估计贾芸深谙此道，明白这事求贾琏不行，得改求凤姐，却不露声色，轻松骗过了贾琏而另寻途径。

　　在贾芸看来，求凤姐办事，没有贵重礼物是不行的，送不到心坎上更是不行。贾芸机巧，想到正是端阳节采买香料药饵之际，送冰片、麝香必然可心。他先是等候凤姐出来，“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便把奉承排场的功夫做足，说得凤姐“满脸是笑”。

　　一番奉承过后，便是关键的送礼了。他把千辛万苦得来的冰片、麝香，却说成是朋友家开香铺，因要外任便把这细贵的货送予他的，最后“想来想去，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适，方不算糟蹋这东西。”这一番话说得凤姐“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于是就欣然笑纳了，却又不露声色，一字不提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怕他看着她“见不得东西似的，为得了这点子香，就混许他管事了”。这行贿的技巧可谓极善曲承其意，往往都是给足了面子与里子，让人感觉没一点不舒坦、不妥当。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面对诸如此类的行贿，没一番境界修为，只怕皆是欣然笑纳了。

　　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有多少人内心里会认为对贾芸这样的行贿者应当警惕，又有多少人会打心眼认为贾芸会来事、会办事，还有多少人对其行贿办事技巧回味再三、必欲习之而后快?

　　自古而今，行贿受贿就是一件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其行事者多隐秘，而手段又千奇百状。若非行事者自陈，旁人则往往无从知晓。但无论是“会办事”的贾芸，还是“不会办事”的阿顺，都可以看出，行贿受贿者都注重讲求颜面。在这种颜面搭建的虚幻布幕中，最终双方都会认为，自己不是在搞腐败，不是办见不得人的事，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不妥当处，而是在光明正大地行事，一方坦然送之，一方坦然受之。“围猎”，往往就是在颜面上做足了文章。

　　陶阿顺们撕毁了这个颜面，恐怕再贪腐的人也不会轻易贪受。但世间陶阿顺们何其少，贾芸们何其多?贾芸们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极度呵护这个颜面，让对方感觉通体无比舒坦，再不想贪腐的人也会觉得很受用，半遮半掩、半推半就地跌进陷阱中去了，更何况那些原本就有心贪腐的人呢?

　　然而，让人无语的是，当受贿者如饥似渴时，行贿者就根本用不着“围猎”技巧，因为他们就等着你去“围猎”，甚至主动送上门来。双方连基本的颜面客套都不搞了，一点外衣都不穿，赤裸裸地交易了。

　　前些年，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儒林就举例说，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一位厅长办事，老板就拿了一张他桌上的纸，写了给你3000万的纸条，厅长一看，把纸当场吞了，最后就给老板办事。

　　还有苏荣的贪内助于丽芳，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而苏荣就成了权钱交易所所长，什么东西都要，事办得成、办不成都收，甚至收了钱也不办事。连一些行贿人都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

　　苏荣自己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真是没亲身经历，还真想不出这么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与场景。

　　在这类毫无遮掩、腐败如斯的贪官面前，估计那些讲求“围猎”技巧的人都会慨叹世风日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行贿已经不拼技巧直接拼金钱实力了。如此腐化堕落之辈，倘若不除，更去其根源，确乎为祸一方，贻害无穷。

　　对于贪腐者，特别是那些到了要钱不要脸地步的人而言，对行贿者设置的诱饵自然是如蝇逐臭，并不需要行贿者顾及颜面，搞什么行贿技巧。而最终，等待他们的则是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里想说的是，面对贾芸们的“围猎”，面对糖衣炮弹的温柔进攻，那些“在山泉水清”的刚出道者，又该如何防范，不致跌入“出山泉水浊”的轨道?

　　必须正视，贾芸们的行贿技巧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他们会制造各种再舒适不过的情境，会让你觉得没有一点儿不妥当，甚至会让你觉得却之不恭、不收都对不起他。面对千奇百状的行贿，恐怕设置自己的底线至关重要。

　　明代文学家叶盛写过一篇散文《郑牢论戒贪》，道理深刻，发人深省。说的是有个叫山云的将军被派到广西任总兵官。他对郑牢说：“世谓为将者不讲贪，矧(况且)广西素尚货利，我亦可贪否?”山云说的是世情，一则人们对于将军并不以贪腐来评价，而只看他能不能打仗;二则广西这个地方的风气就是如此。因而入乡随俗，贪受笑纳是常理，也没有人觉得不妥。郑牢就以“白袍点墨”为喻，意谓染污后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山云又问：“人云土夷馈送，苟不纳之，彼必疑且忿，奈何?”这简直道出了今天许多人的想法，就是人家送东西来了，你却不收，人家就会不高兴，你就没法开展工作，等等。郑牢的回答，则如一顿棒喝：“居官黩贷，则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蛮子耶?”讲的是，当官贪财，必受重惩，哪有不怕杀头反而怕这些人不高兴的道理?这一棒喝，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不啻是最好的清醒剂。

　　世间多少人就是没想通这个理，面对贾芸们，他们总是觉得不收怕他们不高兴，怕他们不支持自己，怕他们以后给自己挖坑处处碰壁。然而，收了就难回头，最终等待自己的是党纪国法之利剑。不收的所谓“严重性”，与收了的严重性，二者孰轻孰重，不难判断。一些人毫不在意，或铤而走险，恐怕还是侥幸心理作祟，真如有落马者所反思的：把反腐当成了隔墙扔砖头，以为被砸中的概率很小。

　　是以，为官做人，设置自己的底线很重要，“白袍点墨”就是底线，从一开始就一点也不沾染。不管人情世务，还是温柔“围猎”，抑或赤裸诱惑，守住自己底线的刚性就能清浊立判，而不致稀里糊涂就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就是设置底线的高人。比如，他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以“不受私谒”为底线。当时他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他举荐提拔的，为报答杨震之恩，暮夜特备黄金十斤送给杨震。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

　　这就是底线的力量，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技巧，一碰自己的底线就立马警醒，决不给对方以什么借口。这看似很无情，甚至很绝情，也很让对方下不来台，但在对方心里，又会赢得多少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