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人在风云变幻中道通天地有形外

　　冯友兰(1895—19901990)，)，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与冯友兰先生结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哲学硕士学位，本来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却读了不少冯友兰先生的书，以至于不少学生甚至同行一直以为我是冯友兰的学生，或者至少是在北大哲学系进修过什么的。其实，我在《道通天地·冯友兰》后记中一开头就有过“老老实实的交代”：“我既不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也不是清华或北大的学生，按说与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只是冯友兰哲学的“好家”。我读了《三松堂自序》喜欢得不得了，就如饥似渴地拼命念完了《贞元六书》，何止是念完，简直就是从头到尾几乎手抄了一遍。

　　也是机缘到了，正当我成为冯友兰思想与人生的“痴迷者”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冯友兰的堂妹夫、著名学者张岱年，后来正是岱年先生给我引见并亲自领路，我第一次去了三松堂，拜见了冯友兰先生。而这并不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我当时已经接受了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撰写冯友兰传记的重任，这个《评传》是继《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和《中国近代哲学家评传》之后，由中央党校傅云龙教授主编的系列哲学家评传之一，让我这样一个尚不足30岁的愣头青操刀，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仍然有点后怕。

　　可是冯友兰先生却十分愿意让我着手研究他的思想和人生。在撰写冯友兰传记过程中，张岱年先生也给我很大支持和激励，张先生不仅推荐我参加了1987年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夏季学术研讨会，而且亲自点名让我在研讨会上就冯友兰哲学研究的心得发言，使我从石峻、任继愈、许全新等先生那里学到了不少研究冯友兰应该注意的方法。

　　冯友兰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央党校读硕时读他的哲学著作比读哲学史的著作读得多，他的哲学主要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期间创立的哲学体系叫新理学，新理学是相对程朱旧理学而言，我把它叫作新传统哲学的代表。新传统哲学包括比如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新道学、贺麟的新心学、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岱年的新气学等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哲学综合的时代，正好那个时期前后在西方是分析的时代，分析哲学非常时髦，但是中国哲学恰恰在那个时候由于引进了分析方法而成为一个综合的时代，综合创新出了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东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李达、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冯友兰、贺麟、梁漱溟、杜国庠、赵纪彬等等，他们这些思想家也都是综合创新，不同程度、不同方面、不同元素组合的综合创新。

　　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冯友兰，我把他叫作新传统哲学的代表。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四通八达的冯友兰》，说冯友兰既不能叫做新儒家，也不能叫新道家，叫新传统哲学最恰当，他是真正把古今中外都打通了。

　　可以说，在世界很多大学里面通行的中国哲学的简明读本和教材主要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小史》。他有“三史释今古”，有“六书纪贞元”，这是写在他墓碑上的一句挽联。最早的一本历史就是《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陈寅恪、金岳霖对这本书评价都非常之高，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系统化、科学化的奠基之作。第二本书就是《中国哲学小史》，这是用他在欧洲发表的12篇英文演讲编成的，现在翻译过来叫《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第三本就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七大册。作为哲学史家，他是把中国哲学史真正打通，又完成了他自己说的几次哲学史观转换之后的两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两大册《中国哲学史》的好处就是把以前的圣贤书解读成一种科学研究的东西。以前讲哲学史的书叫“学案”，里面圣贤的话都是用大字标出来的，著书只是解释，都是小字。冯友兰的书是倒过来的，引述史料是小字，自己说的话是大字，意思说他把那些圣贤作为研究对象了，而不只是崇拜的对象，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分析的方法则是另一个特点。小哲学史他写到抗战时期，他写了他的新理学，定位是抗战时期中国哲学的新开展。到他95岁去世之前，写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他写的《新理学》《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世训》《新知言》，六本书都冠之以“新”，《新理学》是他的哲学原理，叫最哲学的哲学，而《新原道》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的，他认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我曾经当面向冯友兰先生请教：我说既然有“中国哲学的精神”，相应的也就应该有“西方哲学的精神”，进而还可能抽象出“哲学的精神”。那么，西方哲学的精神是什么呢?冯先生用他那浓重的南阳腔慢腾腾地说：“那、那个……问、问、题、题……我、我还、还没有搞清、清楚呢。”自己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从来都不贸然下结论，这是冯友兰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传承的品格。《新事论》副标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是讲文化、社会、历史、现实问题的一本哲学著作，用现在的哲学标准来划分可能应该叫文化哲学。《新世训》是讲人生哲学的，副标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法论”，这本书主张人要尊理性、为无为、励勤俭、极高明、道中庸、应帝王等等，讲的是功利境界中的人最常见生活方法。《新知言》是用世界哲学的视野，研究哲学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来说明新理学是最好方法指导下的最好的哲学。所以他的体系还是很完备的，都是为自己哲学作论证的。

　　我就是在中央党校当学生时，在15楼里面把这6本书全部读完的，且绝大部分都抄下来了，因为那时候的书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买不到新书，我又觉得思想挺好，基本上把那6本书都抄完了，一大本，十几万字，一两年的时间都在钻研。所以我说，我既不是北大的学生，也不是冯友兰的弟子，但我是冯友兰哲学的“好家”。“好家”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本来我在中央党校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论文写的是《哲学本质论》，三年时间里面我用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冯友兰，读冯友兰的书，写了冯友兰的传记和一些文章，比如说《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本架构》就是以冯友兰新理学为例，认为中国的人生哲学有人性论、人格论、人生论这三个层次等等。张岱年先生在中央党校讲了一次课，我有幸和一个叫作范学德的同学一起把张先生的讲课整理成一篇文章，在当时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上发表了，所以跟张岱年先生结缘，张岱年先生又把我介绍给冯友兰先生，我去拜访了他。我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访问记，副标题就是三访冯友兰。

　　在我看来，冯友兰先生代表的是中国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说通俗点就是“人在风云变幻中”而“道通天地有形外”，把变幻的风云化为思想的营养。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近60的人了，但大半辈子似乎一直在“访”冯友兰，在努力接着冯先生“往下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