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2年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中，即规定商务科修习“商业史学”、仕学馆修习“理财学史”等课程。其中“商业史学”接近于今天的经济史，“理财学史”则更接近于经济思想史。同年，梁启超根据Ingram（英）、Cossa（意）和井上辰九郎（日）等人著作撰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专门文献。自此之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一直是中国大学经济系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仍然大致如此。

　　

　　之所以说“大致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下国内的经济史学并不算繁荣。部分重点高校的经济学院（系）开设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类的课程，但多为选修课程。还有很多高校没有开设相关课程。由学术研究角度观之，经济史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较大，而经济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还较为传统，难以适应日益数理化和量化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发展趋势，导致无论在大学课堂还是学术界对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史在内的经济史学重视程度都不够。

　　

　　然而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有重大建树的学者往往特别强调经济史学的学习和研究。熊彼特在其多部论著中认为，经济研究要将经济理论、历史和统计结合起来。他尤其看重历史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笔者以为，除前辈学者们的宝贵经验之外，学习经济史学尚有如下几点必要。

　　

　　第一，有利于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有着绵延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历史底蕴深厚，思想资源丰富。特别是由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方面有许多首创性的贡献。例如，公元前2世纪西汉的贾谊明确指出了“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货币现象，这要比格雷欣定律描述的“劣币驱逐良币”早1000多年。南宋政府对货币发行采取“称提”之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货币调控政策体系。这些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上的宝贵思想财富，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地位与贡献，有利于自觉树立“四个自信”。

　　

　　第二，有利于科学评价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自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日趋复杂化、系统化和数理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主流位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对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借鉴意义？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得到印证，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经济史学的分析进行理论上的检验。中国漫长而连续的历史时期和丰富的经济活动记录为某些经济理论提供了自然实验的机会。这在世界其他文明里是较为少见的。与此同时，经济史学往往将经济现象纳入更长时段展开研究，某些经济理论在短期内显现不出的效果在长期中就会显露，理论是否科学、普适就有了新的评判标准。

　　

　　第三，有利于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概念起源于近代欧洲，随后经日本传入中国，然而“市场经济”的内容在中国却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记载的商业人物和案例，生动反映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在很多方面能够为当下经济发展提供智慧启迪。罗纳德·科斯在2011年对此有一段经典评述：“中国有悠久的商业与贸易的历史，家族企业和集市长期存在。……在其市场转型期间，中国自然地从传统中找到了许多相关的理念和制度。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追求，中国反身求己，回归到自己的文化根源，这个发展令人瞩目。”

　　

　　第四，有利于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的对外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在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抱有戒心或疑虑。中外经济史学的研究清晰表明，在持续数千年的丝路贸易中，中国不是唯一的受益国，沿线相关国家和地区都因此得到发展和繁荣。正如克罗地亚经济部副部长莱韦里奇所说：“丝绸之路是所有国家的宝贵历史财富，希望这种丝路精神能够让我们铭记在过去几个世纪内的贸易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经济史学无疑就是这样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