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考古发掘来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使用战船的时间,古希腊比古代中国早;而制造战船的技术和工艺,古代中国则比古希腊“技高一筹”。因为,近代以来,人们在多处战国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铁棺钉,证明当时使用铁钉已很普遍。同时代地中海希腊城邦建造的舟船,还只是钻孔用藤或皮条捆扎来固定船形,比较起来,古代中国技高一筹。
吴楚大战催生舟师水战
春秋末期,随着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自然极大地提高了舟船建造的生产效率。铁制的斧、凿、锯等木工工具和测垂直的悬锤、测平面的水平仪等都已出现,并且发明了曲木压直和直木弯曲的方法,这对战船的制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左传》《国语》记载,楚、吴、越等国经常发生以水战为主的战争。因为,楚、吴、越等国地处河流湖泊众多的南方。吴国是“不能一日而废舟楫”的国家;越国更绝,称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之国。独特的地理条件迫使各国用兵必然倚重舟兵水师,必然大力建造各式舟船战舰。
战国中后期,战争越是向南延伸,舟兵水师越是得到迅猛的发展。共拥天堑之险的吴、楚两国,常在江河湖泽上有相互攻伐的战争。从陆战上讲,是吴国胜多败少;而水战恰恰相反,常常是楚国胜券在握。究其原因,还是楚国占据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楚国舟师顺流而下,总比吴国水军逆水行舟强许多。
公元前525年,吴楚再度交战,吴国舟师大败,连吴王的座船“艅艎”也被楚军夺走。“艅艎”作为指挥船,体形高大而坚固,装备齐全而华丽,是吴军的骄傲;此番被楚军缴获,实乃吴国舟师之大辱。吴帅公子光选派精锐勇士装扮成楚军,夤夜潜入楚营,在混战中重夺“艅艎”而归。
公元前514年,公子光刺杀吴王而自立,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楚叛臣伍子胥来投,阖闾起用他整顿军备。当时,各诸侯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步兵车战相互配合作战的经验,包括布阵、演兵、行军方略。而舟师水战则为新生事物,正方兴未艾。对此,伍子胥向阖闾建议,仿效陆军车战之法训练一支纪律严明、布阵合理有序、有较强战斗力的舟师。由此构成了楚、吴、越等国的军队主力,并形成了专门的水战之法。
故布疑船
伍子胥投吴后的另一贡献,就是向吴王推荐了孙武。孙子是公认的“东方兵学鼻祖”。《孙子兵法》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兵书,全书82篇,其图9卷,影响深远。遗憾的是没有水战兵法。笔者推测,孙武大概是把“水战法”著作权留给了好友伍子胥。
从战船类型看,《伍子胥水战法》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板船。令船军之教,比陵(陆)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动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汲取吴楚交战教训,对于王船“艅艎”(指挥旗舰)的设置问题,伍子胥提出:若吴王亲临指挥,除王船外,还要设置六艘与王船大小、外形完全相同的“疑船”,以迷惑敌人;若指挥者是某位将军,亦要设两艘“疑船”;指挥船应列于整个船阵左右两侧,非决战时刻不出阵,平时则销声禁鼓不露痕迹。
至于楚、越等国的舟师,想来也是大致类似。从古籍《越绝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当时舟兵水师拥有的庞大规模:“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此外还有中翼、小翼、突冒等舟艇护卫其间。“突冒”是一种船首装有冲角,船体坚固的战船。恰如《尔雅》所说:“突冒取其触冒而唐突也”,其意是指在水战中善以高速冲撞敌船的舰船。
互派潜水兵
战国时期,冶铁业发展成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铁器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造船业的拓展。这时的造船业有两大技术改进:一是舰船建造中使用了金属材料;二是出现了双层结构的战船。它的出现及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1965年成都战国墓出土的“嵌错金铜壶”,也刻有双层战船格斗的纹饰。交战双方共16人,两船相对急驶对攻。一方船上:甲板上5名士卒,分别手持矛、戈与匕首,底舱4人合力划桨向前冲击;对方船上7人,甲板上4名士卒挥刀执戈近身搏斗,底舱3人站立划桨操船,另一人从船头潜入水中,一手持剑,似乎正要从水下向对方偷袭。
值得说明的是,战国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种具有特殊防御能力的战船:戈船。这种船底壳板经过加厚加固,特别是在壳板外安插上戈、匕首等利器,目的是为了对付敌方潜水兵的偷袭。可见当时双方水战中,互派潜水兵从水下潜泳到敌船进行攻击,已是经常使用的战术。新的攻击手段必然导致相应的防御措施产生,于是戈船应运而生。公元前468年越国迁都到山东的琅琊时,它的舟师中就有死士8000人,戈船300艘,可见规模之大,力量之强。 【版权声明】凡来源学习时报的内容,其版权均属学习时报所有。未经中央党校报刊社书面授权,任何媒体、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不得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上述内容或建立镜像。如需使用请点击后方“获取授权”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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