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 - 学习时报网_并非简单的“游于艺”

　　前年夏天在英国逗留期间，笔者两次到大英博物馆参观。这座始建于1753年的博物馆收藏了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也有不少来自中国。有一块清朝乾隆皇帝题诗的玉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块玉璧大概制成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乾隆将自己的题诗镌刻其上，并为它配了一只产自宋代定窑的瓷碗。当时看到这种组合觉得不伦不类，而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乾隆此举称得上是破坏文物了。

　　2017年春天，“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到北京巡展，笔者去参观，竟又见到了这件文物。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戈雷十分推崇这件文物，称作是“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典范。他写道：“在为玉璧选择了一件与其年代相隔久远的物品搭配之后，至少在乾隆自己眼里，他终于确保了这块玉璧的美学价值的实现。这是18世纪的乾隆皇帝处理历史的典型做法：欣赏一种美丽，查阅历史典籍，将结论写成诗句，从而创造出另一件艺术品。”

　　乾隆此举，真的只是在“欣赏一种美丽”吗?他看重的真的只是这块古玉璧的“美学价值”吗?仔细观察这件乾隆创造出的新艺术品，反复思考刻在玉璧上的诗句后，笔者有了与麦格戈雷不同的看法。

　　乾隆题写在这块玉璧上的诗一共26行，每行五个字，诗句均匀地刻写在玉璧上，由边缘向中心延伸。圆形的玉璧中间是一个边缘微微凸起的圆孔。在诗中，乾隆介绍了他对玉璧用途的探寻过程。他认定，这块玉肯定是古玉，而且应当是一种托子。他发现这个玉璧中间的圆孔刚刚好可以让碗底放入其中，便认为应该是碗托。他说：“玉胥三代上，承碗实所谐。碗托两未离，只一留吟裁。兹托子古玉，玉碗别久乖。”既然放置其中的“原配”玉器已经找不到了，怎么办呢?“不可无碗置，定窑选一枚。”他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十分满意，认为定窑瓷碗与古玉璧的搭配相当和谐完美：“碗足托子孔，圜枘和以皆。有如离而聚，是理难穷推。”

　　乾隆的上述诗句记述了对这块古玉璧的研究过程，从诗句可以看出，乾隆把玩此件古玉时的心情是闲适愉悦的。但是，从乾隆的记述看，其重心显然并不在玩赏古玉之美，而是探寻古玉的功能，并为自己发现和帮助实现了其功能价值而自得。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考证，这块玉是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物品。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玉器多见于商代。仅从年代看，“前1500年”正处在“三代”(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3世纪中期)的历史时期中，但“前1500年”无法涵盖“三代”在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含义。在中国历史上，“三代”是治国理想的典范。这样一件来自“三代”的“玉璧”，其价值内涵、文化和政治含义应当是不言自明的。玉璧是礼天圣器，就算是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仍然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比如一件“和氏璧”可以交换多个城池，蔺相如甚至用玉碎同秦王抗争而能取得成功。乾隆为这样一件器物配上定窑碗的举动，看起来是在搞“拉郎配”，但是，举国之内，谁才敢这样做呢?一人耳!在古玉璧上刻自己的诗，按自己的喜好为其配上碗，又非帝王中之强者不能为也。因此，与其说是“游于艺”，不如说是握有天下权柄者以古玩为名对天下的巡礼。

　　乾隆对于这件新作品是满意的。他说，“承碗实所谐”“圜枘合以皆”，强调的是“谐”，两者配在一起非常和谐，犹如一体。如果再考虑新的造物实现一体和谐的过程，乾隆的心思就显露无遗，那就是为分离的东西找到归宿，为“托”找到所寄之物。“碗托两未离”“玉碗别久乖”讲的都是不应有的分离。而正如他自己在诗中写到的：“有如离而聚，是理难穷推”，和谐应当实现，分离者应当归一，是理乃天理。

　　如此看来，乾隆给古玉的配物就不是一次单纯的审美活动了。这是自我的投射，是其心目中家国天下图景的映像，体现着其演算过无数遍的江山归一的家国理想。“三代”是历代治国者心向往之的王道乐土，历代帝王无不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榜样。以“三代”古玉为基，找到“别久乖”的碗，成就和谐一体的局面，正体现着乾隆的政治抱负和其对统治业绩的自我评定。

　　再来看玉璧上诗的题款：“乾隆庚戌新春御题”，也就是1790年的春节。1790年正是乾隆80大寿之年。大学士纪晓岚这一年八月为庆贺皇帝80寿诞撰写了一副对联，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年大清国的政治氛围。对联写道：“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美，五福备至，昌期五十有五年。”这一年，是乾隆情绪极为亢奋的一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他年已八十，再加上他是“五世同美”，也就是五世同堂。1784年，乾隆的第一个玄孙诞生，他成为历代帝王中第一个五世同堂的皇帝。这样的美事，真可谓洪福齐天。

　　1790年是他执政的第55个年头，纪晓岚贺寿联中的“昌期五十有五年”指的就是这件事。在登基之初，他就许下心愿，如果能像他爷爷康熙一样在位60年，他就主动禅让。已在位55年的他，距离统治60年就禅让的心愿实现已非常接近。而他主动禅让这一举动将再创造一项功业，因为，在他看来，“三代”以降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禅让，只有他自己才能与“三代”圣人们相比肩。在步入耄耋之年时，一切都是如此完美，让他情不自禁地感谢上苍的眷顾。

　　乾隆对自己的“治国”“齐家”“平天下”成就有极高的评价。作为异族统治者，他很清楚他的臣民都奉汉唐宋明为正朔，视清朝为外来者。但是，乾隆坚定地指出，在开疆拓土、文治武功、治国齐家、政教礼乐诸方面，本朝都远超历代诸帝时期，中国基业在他手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因此，清朝才是“三代”理想和中华文明的真正继承者。在“三代”玉璧上题诗，体现的正是这种“中华一脉”的政治态度。而且，历朝历代中存在的弊政，如“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和“佞幸”，在他治下都不存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十全武功”。他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新年之始，乾隆帝专门挑出三代之上的玉璧，郑重其事地为其找寻配碗，并将其过程写成诗刻在玉璧上。此时此刻，面对“三代”礼天圣器，他一定思接千载，无限江山扑面而来，涌入他脑海的定然是“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这宛若天成的新物件，恰是治下江山的模本。他首创的一体和谐图景，不正是此刻的帝国景象吗?

　　大英博物馆对此件文物极为重视，将其视作“通过文物看历史”的典范。虽然他们对这件文物的解释并不准确，但通过这件文物确实可以发现大清国运兴衰的秘密。

　　大英博物馆始建于1753年。此时的欧洲，正处在启蒙运动的鼎盛时期。人们在沙龙里谈论文学、艺术，议论时事，欧洲各国的船舶在大洋上穿梭，研究植物学和博物学的学者们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寻找标本。大英博物馆就是在这样浓烈的知识氛围下建立起来的。此时，正值乾隆当政中期。在接下来的40年间，欧洲更是进入了一个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牛顿的物理学、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休谟的哲学等，为现代知识体系打下了基础。法国在狄德罗的主持下，开始编纂《百科全书》，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系统，对哲学、科学、工业、技艺等诸领域的知识进行总结，报道各学科前沿领域的最新发现。那时的欧洲也出现了“中国热”。伏尔泰、魁奈等学者把中国皇帝视作良治的典范。当时欧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拿破仑等也非常推崇中国，德国的腓特烈大帝在柏林的无忧宫中建起了中国式的亭子，英国的乔治三世则在自己的宫殿里建起了一座十层中国宝塔。

　　1790年早春，当乾隆在宫中沉醉于盛世山河图景的构建时，大英博物馆所在地的英国宫廷中正在谋划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3年后，马戛尔尼的使团正式成行。在700多人的使团中，有不少科学家、博物学家、工匠等。担任使团团长的马戛尔尼，是英国著名外交家。在他的各种头衔中，有一个头衔常常被忽视，那就是英国著名的“文学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1764年，成员均为当时英国的知识贵族。马戛尔尼使团此行固然是要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主权关系，商业考虑也是重要目的，同时，向中国展示英国的知识成就，了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风俗，也是很重要的意图。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马戛尔尼以及使团的很多成员，从中国回来后都撰写了回忆录，报道了在中国的发现和观感，其中包括对中国海岸线的测量、知识水平的评估、军队装备的分析、国家治理情况的观察以及商品信息的收集等。1797年，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出版了他此行的见闻，书中关于中国的新知识，在欧洲、美国广泛传播，很多著名的学者，如黑格尔等，都是通过阅读这本书而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马戛尔尼使团为了展示英国的知识成就，挑选了众多礼品，其中包括天象仪、太阳系仪、地球仪、闹钟等，还有一艘完整的战舰模型，上面附有一百只大口径的铜炮。英国精心选择这些礼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引起皇帝的好奇心，改变他对英国的看法。

　　但是，乾隆对此不感兴趣，讽刺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科技水平的器物，在他那里不过“平常耳”。1860年，入侵中国的英国军人在圆明园的一间屋子里，见到了马戛尔尼当时进献的这批礼物，礼物上覆满灰尘，这些军人把其中一些又带回了英国。

　　与英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望形成对照，乾隆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经臻于完满，无需他求，“何虑何思”?1790年早春，乾隆皇帝隆重地为玉璧题诗配碗，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的知识兴趣及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两年后，面对马戛尔尼使团进贡的器物，他的鄙视态度是可以推知的，那不过是红毛英吉利的“张大其词”而已。天朝什么也不缺!有意思的是，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述自己面对马戛尔尼进贡的新奇玩意儿的感受。诗中写到：皇祖精明勾股弦，惜吾未习值髫年，而今老固难为学，自画追思每愧旃。

　　最终，乾隆在1790年构建起来的新器物未能保持完整，他重建起来的世界没有延续下来，和谐的玉里江山，50年之后，碎为一地。在这件乾隆重建的器物中，或许隐藏着大清国运转折的密码。